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8-3-4 20:31 编辑
2018年03月04日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读史老张
灯下，读郁达夫的散文 《灯蛾埋葬之夜》。此文作于1928年的上海，是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后生活的一个侧影。读到以下段落，便起了好奇心：
“……新搬的这一间小屋，真也有一点田间的野趣。”“小屋的前后左右，除一条斜穿东西的大道之外，全是些斑驳的空地。一垄一垄的褐色土垄上，种着些秋茄豇豆之类，现在是一棵一棵的棉花也在半吐白蕊的时节了。而最好看的，要推向上包紧，颜色是白里带青，外面有一层毛茸似的白雾，菜茎柄上，也时时呈着紫色的一种外国人叫作Lettuce的大叶卷心菜……在这空地中间，如突然想起似的，卑卑立着，散点在那里的，是一间两间的农夫的小屋，形状奇古的几株老柳榆槐，和看了令人不快的许多不落葬的棺材。”
郁达夫“新搬的这一间小屋”，被秋菜、棉花、老树和棺材包围，它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从“沉沦”到“春风沉醉”
从1921年留日归国至1926年，郁达夫一直在各地漂泊，居无定所。他在上海逗留期间，租住过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南里，他称之为“牢房”；似乎也短期租住过邓脱路（今丹徒路）的贫民窟，在那里诞生了他的代表作《春风沉醉的晚上》。1926年底，他再抵上海，住过虹口江湾路上海艺术大学宿舍，也住过闸北宝山路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1月，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尚贤坊，郁达夫在同乡孙百刚家中遇到杭州美女王映霞，在他的苦苦追求下，才子佳人终成眷属。从此，他在上海定居，直到1933年离沪迁杭。
郁达夫定居的地方，其实离我工作所在地威海路不远。一个冬日的午后，我决定去寻踪一番。沿着威海路向西，绕过延安中路上海展览中心，北拐即到达铜仁路，铜仁路西侧现在是静安嘉里中心，而过去，这里是著名的石库门群落——民厚里。民厚里以安南路（今安义路）为界，分南里和北里，建成于1910年至1912年间，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重要区域。1928年初，郁达夫定居在民厚南里。
民厚南里靠西最后一幢石库门房子，原是王映霞祖父王二南寓所。1927年秋，王二南应哈同花园（原址在今上海展览中心）总管家姬觉弥邀请，到群治大学教书，租住于此。郁达夫与王映霞热恋后，每天仍到宝山路创造社办公，王映霞回忆：“祖父看他每天来来往往，实在辛苦，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让郁达夫暂时搬来和祖父同住。”（《王映霞自传》）对于民厚南里，郁达夫熟门熟路。早在1923年，他就和郭沫若、成仿吾等租住过，不过当年因为穷困潦倒，他的情绪一如其成名作——“沉沦”。现在今非昔比，他住的是前楼，“方方正正，大约有二十平方米”。热恋中的郁达夫，“春风沉醉”，心情应该不错。
嘉禾里弄堂口的历史细节
从铜仁路西拐至安义路，走过唯一留存的民厚里建筑“1920年毛泽东旧居”，再往西，就是常德路西侧的越洋国际广场。站在常德路、安义路的丁字路口，抬头仰望，挺拔的广场大厦傲然而没有烟火气——这里，就是当年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
嘉禾里又名嘉禾坊，被拆前为常德路81弄。1928年5月，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婚后，就在嘉禾里租住了自己的“小屋”（先是在嘉禾里1476号租住，后迁至1442号）。据《王映霞自传》描述，“房屋是空空荡荡的，由于当时经济拮据，无力购置新家具，只得去租，有床、写字台、方桌和几个凳子等几件少得不能少的家具”。因为收入不固定，王映霞常把陪嫁的金银首饰当掉贴补家用，还经常去家门口的中药店借用电话，向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催要版税，“电话打过后，他们多少会送点钱来”。查民国时期商业住宅地图，嘉禾里弄堂口果然有一家中药店，名为“葆生堂国药号”——也许，王映霞就是在“葆生堂”借打电话的吧！
我在越洋广场前久久伫立，眼前晃过一个历史镜头：某个雪夜，郁达夫彻夜不归，急得王映霞六神无主。次日黎明，一位陌生人敲门，将满身冰雪的郁达夫送回家。原来，郁达夫昨晚与友人聚会，喝得酩酊大醉，归家途中，竟倒卧在嘉禾里弄堂口……一阵冷风吹来，我猛然醒悟：我现在站的位置，会不会就是郁达夫当年醉卧的地方呢？
“小屋”的寂静与风景
郁达夫、王映霞在嘉禾里租定“小屋”，与1928年的白色恐怖有关。王映霞说，嘉禾里正对面就是一个电车场，电车工人租住较多，“比较隐蔽”； 郁达夫则满意于这里的寂静：“包围在屋的四周的寂静，同在坟墓里似的寂静，是在洋场近处，无论出多少金钱也难买到的。”
不过，因为过于寂静，晚上睡觉，“暗室里的一声一响，虫鼠等的脚步声，以及屋外树上的夜鸟鸣声，都一一会闯进到耳朵里来”。这让郁达夫、王映霞每每夜不能眠，《灯蛾埋葬之夜》记述，他俩“终觉得睡不着”，在黑夜中枯坐，忽然，在灯盘中发现一只死去的“美丽的灯蛾”，于是两人来到天井，将灯蛾埋葬在黑泥松处……
这个寂静的故事，与“小屋”外的风景非常吻合。王映霞这样叙述：“从亭子间的南窗望出去，正好是静安寺公墓（今静安公园）的所在，那墓地里每座坟的水泥盖上，竖立着的大理石安琪儿，也都历历可数。”（《王映霞自传》）那时，这个公墓又叫“外国坟山”，1949年后被改造成为静安公园。王映霞的“亭子间”视野，应该就在越洋广场里的芮欧百货。我走进芮欧百货，从二楼一角向外眺望，静安公园今天一片葱绿。
正因为寂静，郁达夫把静安寺一带定义为“文明和荒蛮接界的区间”，“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而是“小乡镇”。1928年7月，郁达夫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迁居到这一个小乡镇后不知不觉又是两个月了，没有事情，从没有到热闹的上海去过。”（郁达夫 《致李匀之》）在《灯蛾埋葬之夜》结尾，郁达夫对王映霞说：“霞！明天是该凉快了，我想到上海去看病去。”原来，在郁达夫笔下，这一带甚至连“上海”也攀不上。
嘉禾里的名人足迹
嘉禾里除了寂静，也有热闹的时候。郁达夫好客，嘉禾里“小屋”留下过不少文化名人的足迹。
让王映霞最难忘记的，是鲁迅先生的造访。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定居上海后，鲁迅一家与郁达夫、王映霞来往密切。王映霞记得，她曾代郁达夫写信盛邀鲁迅来访，“那天他来后，就与达夫海阔天空地闲聊，但他们的闲聊也有一定的范围，多半是属于文艺界的事情。他们都是瘾君子，半天下来，烟头积满了一只烟灰缸。我有时也插上几句，主要却是在厨房里做菜……那天菜肴中有一道金华火腿汤，鲁迅爱吃火腿，许（广平）也爱吃火腿，而且她烧得特别好。”（王映霞《我与鲁迅许广平夫妇》）
郁达夫陪客人闲聊、王映霞在厨房做菜——一幅“夫唱妇随”的祥和画面。我很想知道，鲁迅究竟是哪一天到访“小屋”的。查《鲁迅日记》，“郁达夫来”或“郁达夫、王映霞来”频频出现，但鲁迅“访郁达夫”的记录，却仅仅出现在1932年。2月25日，“晴。午后同三弟访达夫”。7月12日，“晴。……访达夫”。1932年初，郁达夫、王映霞的婚姻生活似已不如结婚时那么甜蜜，郁达夫还曾“负气出走”过一次，难道鲁迅是在这一年到访“小屋”的吗？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心头。
除了鲁迅，现代作家和文艺青年也纷至沓来。丁玲、沈从文、胡也频、姚蓬子、安娥、萧红、白薇、蒋光慈、邵洵美和王莹等都来过嘉禾里。在王映霞的印象中，丁玲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来过“小屋”，“不是沈从文作伴，就是胡也频保镖，第一次是由姚蓬子陪来的”，她豪爽、活泼，有点儿像小伙子，“吃菜不挑剔，能喝酒，但量不大”；沈从文早年在北京流浪时，曾得到过郁达夫接济，所以他“对郁达夫很尊敬”；姚蓬子是“烂屁股”，“一坐就是半天，几乎天天在我们家吃饭”，“一喝酒就脸红”； 邵洵美很富有，“每来都是坐自家的小汽车”； 白薇有一次来，“穿着一件旧式样很怪的连衣裙”，说话常夹带几句日语，因为她有病，她一离开，郁达夫就叮嘱王映霞“将她用过的茶具等用开水煮一煮”；蒋光慈时常来吃饭聊天，因为妻子病亡，郁达夫曾提议要王映霞给他介绍女朋友；王莹与女伴有一次匆匆告别时，郁达夫和王映霞亲自送她们到嘉禾里弄堂口，“看她们上了人力车，还目送她们，一直等到车子远了，连影子都看不见了，才踏着路灯的光芒走回家来……”
从芮欧百货西门走出，寻踪郁达夫、王映霞“小屋”之旅就算匆匆结束了。走到静安公园门口，一位林姓街头女歌手正在演唱流行歌曲。在电吉他伴奏下，刘若英的《后来》在空气中漫散开来：“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冬天的暖阳下，歌声温婉而伤感。此刻，想到“小屋”早已没有了“后来”，我不禁怆然。
| 
发表于 2018-3-4 20:3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