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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7 来源：澎湃新闻 记者 陈晨 实习生 马韵卓
1978年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看世界的窗口，译制片的需求更加大了起来。各个国家的电影相继引进，译制片发展迎来了又一波高潮时期。
过完1978年春节那个年，丁建华说自己就一路忙到1990年代都几乎没有好好休息过。“一部接一部，而且我配的主角特别多。”1980年代厂里限制了分配名额，丁建华就一直是厂里年龄最小的。厂里缺年轻人，丁建华承担了最重的配音任务。“在一步一步的实践中让我找到了对很多角色不同的诠释方法，用不同的声音感觉去说，语言的感觉已经磨练得非常的老练成熟。改革开放以后平均的工作量就大了，那个时候就是一次性给你四部，在很短的时间当中你得配出来。”
再后来，改革开放更大的力度，引来了好莱坞颠覆了全民的电影审美，国民外语教学的普及，让译制片的辉煌成为了带有历史余温的一声叹息。但无论如何，中国电影的历史中，有浓墨重彩的一段属于上译，也是这一群人，让配音甚至独立于影片本身之外，成为一门值得被反复品评的艺术。
丁建华是上海译制片厂配音明星中承前启后的一代，在更多的老艺术家口中，如今的她依然是“小丁”。她本是文工团的话剧演员，也是因为成份问题没能读成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准工农兵大学生”，成为一名配音演员有机缘巧合，但她说去到译制片厂之后，她被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美”，什么是“专业”。
1979年张振华住复旦留学生楼“陪读”，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雷娜博士合影。
张振华：为圆复旦梦放弃分房
同样是1978年高考，电影学者、复旦大学教授张振华比张建亚自觉些。1977年恢复高考那一年，张振华一面担任华东建筑机械厂“革委会”秘书，一面作为厂里的“721大学”和技校教师负责辅导文科。第一批高考，他的学生里，考取了12个，而张振华的好友中诸如刘征泰、赵丽宏等人已经先一步敲定了自己“知识改变命运”的路径。这些情况，张振华看在眼里，心里其实十分焦虑。
张振华回忆，大约春节前夕他还在紧张的“加班”，主要在赶写‘工业学大庆’的报告材料。当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两面旗帜，华建厂有成为“大庆式企业”的趋势，“我要写大量的东西。”
“春节的时候还在犹豫。”张振华回忆1978年的春节，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时他已经有了孩子，厂里正酝酿年后给部分住房紧张的职工分房。原本张振华一家三口还挤在9平方左右的小房子里，很有希望得到改善，如果高考去读书，“损失”着实是不小。
但心里总有高考情结放不下。张振华1966年高中毕业，已经交了5毛钱体检费，高考志愿也已经填报完毕。赶上“文革”五·一六通知下达，就没指望再圆大学梦了，听说上海中学还有一个成绩优异的女学生因为废除高考自杀了。
“本来很喜欢读书的，赶上废除高考的第一届，所有人都懵懂、绝望了。在‘上山下乡’高潮里，我们当时都是很灰心地去农场，完全不知道自己以后有没有前途。”张振华抽着烟“忆当年”，笑说自己抽烟的习惯就是在“战天斗地闹革命”时因苦闷养成的，“大家那时都很彷徨，有一种完全看不到前景的迷茫。”
张振华自己本身是个“学霸”，父亲曾经是复旦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在抗战爆发、复旦西迁重庆北碚期间因为家中变故肄业。因此，上复旦可以说是张振华自己和父亲两代人的心愿。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和我爱人经常骑自行车到复旦等高校去看大字报，既是为了解国家时局，同时这也是一种学习：尤其是‘四人帮’粉碎前后，那些大字报文风都很犀利睿智，也很幽默。”
后来在妻子的支持下，张振华以30岁“高龄”如愿考入了复旦中文系文学专业。“中国77、78届大学生很独特的一道风景，是叔叔跟侄儿可以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读书，各系各班级里同学的年龄、经历差距都极其悬殊......”尽管错过了厂里分房的机会，可他觉得“太值了”。
“那时候中文系是很难考的。”张振华进了复旦，就一直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中文系是一级学科。我们都十分珍惜并引为自豪的是，当时郭绍虞、朱东润、胡裕树、赵景深等一级教授都是‘文革’前评的；其他老师也都庄重儒雅，博学而谦和，多为各自学科领域灿然生辉的耆宿、名家，学习氛围好得不得了。特别是毕业前一年，系里专为我们77、78届本科生，配备了郭、朱、胡诸先生和贾植芳、章培恒、蒋孔阳、吴文琪、潘旭澜、王运熙、顾易生、王水照等教授，组成堪称全国最佳阵容的论文导师队伍，每二、三学生师从一位，待遇胜过研究生啊！“
在张振华的记忆中，除了紧张有序的学习，还有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与云夫、李辉等同学参加校运会，与卢新华、张欣学开摩托车，与孙晓刚、裴高为自办刊物《诗耕地》、《大学生》写稿，以及和田上纯、斋藤匡史、雷娜、傅珍宁等欧、美、日本留学生共住一楼的”陪读“生涯......此外，张振华还感慨当时复旦丰富的选修课，“哈佛大学每学期可开出5000多门选修课，我校起步晚，可1970年代末大大小小已能开出2000门课了。”
在校期间，张振华开始和电影结缘。”复旦是最早开设‘电影文学’等选修课的普通高校之一。读大学时我们就已经把刚‘解放’不久的表演艺术家赵丹请来，当时我在系学生会负责的是宣传工作，我们通过上影厂邀请赵丹开讲座，他那个时候都不大敢讲话了，可风涌而至的学生把教室都挤满了，不得不临时换到相辉堂。后来我们又请宋崇导演和郭凯敏、张瑜，这都是那时候年轻人的偶像啊。”
之后成为一名电影学者的张振华还记得1980年代初《庐山恋》大银幕上那“惊世一吻”给大众文化带来的冲击。“当时精神生活非常贫乏，一下子开放以后，一个普通的慢镜头竟引起大家诧异和思考——最起码的那种摄影手法都会觉得很惊奇，很惊讶，一些影评家甚至要为此写一篇评论文章了：什么在美学上有何特点呀，视觉冲击力如何呀。当然被讨论最多的就是在银幕上出现男女主角一个接吻镜头时，形成的那种轰动性效果，现在是难以想象的。”
毕业后张振华进入《电影新作》杂志，和孙瑜、吴永刚、谢晋、赵焕章、吴贻弓、黄祖模及白杨、张瑞芳、秦怡、朱曼芳等众多电影人结缘。一面磨剧本编刊物，一面研究电影美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先后撰写了《文艺美学与电影学论稿》《第五代导演丛书》《论谢晋的电影艺术教育思想》《名家看电影》《影像文化通论》等论著，其中1991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第三丰碑》也是国内最早研究电影符号学理论的著作之一。在复旦打下扎实文史哲基础的张振华，觉得自己“拐弯”去学电影很有“优势”，“中外电影的历史比较短，我开始研究电影的时候，电影界不少前辈都还活着，可以直接参与电影史的‘第一线’。”
1980年代，复旦大学组建院系级艺术教育中心，张振华应召回到母校，20余年来，一直辛勤耕耘在艺术教学前沿，带出多名卓有成效的电影学研究生，长期分管中心的学科建设与科研事务。如今70岁的他，依然担任着复旦大学人文学科本科教学的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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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 20:1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