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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1978年春节1|两个上海家庭的“异地”春节往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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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7 16:21: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8-2-27 16:24 编辑

2018-02-15  来源:澎湃新闻 记者 罗昕 杨宝宝 实习生 鞠文韬


       编者按: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的开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40年过去,让我们回到1978年40年前的春节,看看那些年轻人当时在哪里,在做什么,想什么,他们在这一年参加高考、回城、经商……这是他们一生的转折。

       过年回家,是有的人“理所当然”的事,也是有的人“梦寐以求”的事。

       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时代里,许多人背井离乡,支援建设。他们远离亲友,在异乡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节。

       春节,见证了几代人的命运流转,写下了烙印着时代的故事。

位于安徽省泾县的312电厂

       在安徽大山里的春节

       陈建国和陈建荣兄弟的故事,要从上海“小三线”建设说起。

       1965年到1988年,数万上海干部职工投入上海“小三线”的建设。陈家兄弟的父母也来到了安徽大山深处没有名字、仅有代号“312”的电厂。为了孩子的教育,父母决定让兄弟二人留在上海,他们一家人只有在两兄弟放寒暑假的时候才得以团聚。

       “寒假到了,我们就去安徽山里过春节。山里没什么好玩的,但能见到父母,多开心啊。”陈建荣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当时“被滞留”在上海的工人子女就被一卡车一卡车地带进安徽山里。卡车搭了个篷,里面安上木板当板凳,就是当时的客车了。一车里孩子想到要见到父母都兴奋异常,加上身边又都是相识的同龄伙伴,因而一路上叽叽喳喳,七嘴八舌,分外热闹。

       这车浩浩荡荡地开了十二多个小时,终于开进了安徽山区。早知道孩子们要来的家长们就一个个站在背靠山的一排宿舍路边等着,但凡有谁大老远先看见车的影子,人群就开始沸腾。陈建荣还记得,他们家是厂车停靠的第一站,左邻右舍就帮着父母一起接他们,帮忙拿东西。这种激动随着厂车一次次停靠而延续下去,从工厂宿舍到后方食堂,哪哪都洋溢着无比喜悦的气氛。

       和上海过春节不同,安徽大山深处的春节无比朴实,既没春联,也没花灯。父母还是和平日一样,白天上班,晚上回来。但也因为地处山区,山珍野味总能让来自城里的孩子们大饱口福。

       “1978年,上海的农副产品还要凭票供应,而皖南山区农副产品就丰富得多,而且价格便宜。比如四个猪爪只要4元钱,还带个猪尾巴,当地人不吃的,上海人却如获之宝。还有那里一个甲鱼,野生的,只要2元钱。”陈建国回忆,他们会从上海带去肥皂、绵白糖等生活用品,去和当地人换老母鸡和鲜鸡蛋。

       “山里的大米好得不得了。当时上海是计划供应大米,都是陈米,而山里的大米都是当年的,新鲜味香,可以不用就菜一口气吃完。”陈建荣也说,当时家家户户烧菜,要好的同事之间就互相吃吃、串串门。“我们小孩就东跑跑,西跑跑,看见谁就叫叔叔阿姨好,然后他们都会抓一小把瓜子或者糖给我。那时到处拜年吃饭,真的很开心。”

陈建荣指着父亲当年所在的运行车间,一时非常激动。

       大伙对知识的态度不一样了

       1978年,陈建国20岁,陈建荣14岁。

       他们都能感觉到,这一年大伙对知识的态度不一样了。

       “就是一股潮流,一下子文化、学习、考大学热得不得了,知识改变命运,哪有不学习的呢?”陈建荣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那时的社会热点是高考恢复、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等等。新华书店里一下子出了很多鼓励大家去追求知识的书。他买了《数理化自学丛书》中的代数、几何、物理和化学,简直当宝贝来“宠”。

       当时,作为支内职工子弟将被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录用的陈建国已经参加过1977年的高考。“没基础,给刷下来了。”他也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虽然分数翻倍,还是差了一点。

       等到1981年,陈建荣也到了高考的年纪。陈建国决定陪弟弟再参加一次高考。

       “第三次高考,还是只有我和弟弟在上海。我一边去电厂工作,一边照顾弟弟的饮食起居,晚上也陪着他一起复习。”陈建国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想家里得有一种学习的气氛。如果他整天在读书,我整天在打麻将,他会感到家里没人关心他。所以晚上我们就在一张桌台上复习,他在台子那头,我在台子这头,我有不懂的就问他。”
“这一次高考,我弟弟可牛了。他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说起弟弟的成绩,陈建国满面红光,难掩得意,尽管他自己依然没有考上。

       “其实我心里也是平衡的,父母都在外地,我要多承担一点。”高考的失利并没有让陈建国消极。他努力投身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作,勤勤恳恳,平日里还爱读书看报,写文发稿。两兄弟俨然成为厂里“别人家的孩子”、“有出息的典型”。

       这在“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年代实属不易。因为无父母照顾,留在上海的工厂子弟中能考上大学的凤毛麟角,还有女童受邻居蹂躏,男孩因犯罪入狱。

       “四十年过去了,我永远记得我和弟弟说过的那句话:这苹果好吃吧?好吃。你拿得到吗?拿不到。要拿到苹果你必须要努力。我们这样的家庭,靠父母是绝对不行的,只有靠我们自己出类拔萃。”陈建国感慨。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在文化方面更加开放了。因为我自己就喜欢文学,所以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消息。”而更让陈建国振奋的是,因为改革开放,父母的单位被列入迁回上海的标准。1986年以后,他们一家人的春节都可以在上海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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