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是为了吃喝玩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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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文/刘勃

　乾隆像（资料图片）

《乾隆南巡图》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览馆，由清朝徐扬等人绘。图为第六卷《驻跸姑苏》（局部），重点展现乾隆皇帝在苏州胥门外舍舟登岸进城的场景。　

图为第四卷《黄淮交流》(局部)，描绘乾隆皇帝渡过黄河后,视察黄河、淮河、运河和洪泽湖四大水系汇合处险要工程的场景。

      乾隆是一个喜欢到处跑的皇帝。有人统计，他在位60年，或远或近的出巡逾150次。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六次下江南。

　　说起乾隆下江南，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有观点提出，他就是为了吃喝玩乐；有人则说，他其实有复杂深刻的政治用心。是对江南士人的恩威并举？是巡视河工？还是了解地方上的吏治民情？

　　微服私访？不可信

　　按照现在讲故事的套路，乾隆下江南，称得上是改变饮食风气、风靡万千少女。

　　随便走进一家江南的小饭馆，就可能看到广告板上写着：乾隆皇帝迷了路，饥肠辘辘地来到这里，于是老板端上一份热气腾腾的……一种传统美食就此诞生。随便打开一部古装剧，就可能看到清纯女主马上就要摔倒，微服私访的乾隆恰好路过，把她一把抱了起来，然后两人四目相视、旋转起舞。

　　这样的情节，有很多夸张之处。乾隆下江南，一大要求就是吃的须和平日没啥两样。茶房用乳牛75头，膳房所用羊1000头、牛300头，都是从京城提前运至镇江、宿迁等地的。这些御膳单，现在不少还保存着，其中弥漫着浓郁的北方风味。至于乾隆对饮用水的挑剔，更是出名。泉水里，他排第一名的，始终是北京玉泉山。至于济南珍珠泉、无锡惠山、杭州虎跑等，都得靠后。

　　当然，御膳房有时会有苏州厨子帮忙，地方官员也会进献菜品。但毫无意外，里面最突出的是蔬菜。确实也有杂史笔记提到，乾隆对江南饮食表示过好感。比如，《国朝逸事纪闻》记载，乾隆在扬州时曾特别打听：有什么江南的时鲜蔬菜没有。于是，御膳房呈上油煎豆腐菠菜，号称“金镶白玉版，红嘴绿鹦哥”。乾隆因为“甘脆肥浓”吃多了，觉得这道菜特别清爽，故大为赞赏。

　　还要看到的是，即使在当时的野史里，这些菜品也通常是走过一定流程，才送到皇帝面前的。所以，指望皇帝迷路而一步登天的饭馆老板，可能只能哭晕在厨房了。总之，以微服私访为前提的诸多传闻，几乎都值得推敲。

　　事实上，乾隆十六年，皇帝第一次下江南。但诸般事宜，在乾隆十四年即已提上议事日程。筹备工作是“旗人事务”，行进路线很大程度上和清初战争重合；途中，还不时举行各种军事活动，八旗将领不得乘轿只能骑马……这一切似乎在刻意向外展示：八旗兵丁仍是那支“无敌之师”。

　　乾隆当然也精通恩威并举的道理。在“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炫耀武力的同时，他也不断颁布免除赋役的诏旨。皇帝还时不时展示自己对汉人诗文、学术的热情和才华。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下江南之间，乾隆有过一次东巡，特意强调注意避免被“腐朽没落的文化”所腐蚀。

　　总之，封建统治者心中有一盘无比巨大的棋。对旗人，强化本族意识稳固基本盘；对汉人，暗中提防，但也确实注重轻徭薄赋，以及表示对汉文化的热切认同，从而淡化人们的反抗意识。

　　一路上，和水较劲

　　乾隆下江南公开的理由，是有一番说辞的。所谓“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即最重要的是治理黄河水患。自宋代黄河夺淮以来，黄河、淮河以及大运河的河道，三者纠缠不清。由此，河工与一件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密不可分，即通过大运河把南方物资运往北方的漕运。

　　现在我们知道，要想治本，就要减少河水中的泥沙；要减少泥沙，就要改善上游的植被状况。但在乾隆时期，相关地区正在疯狂地烧山垦殖。

　　清代大体采取鼓励人口增长、奖掖土地开发的政策。到乾隆年间，平原地区已没有进一步开发的空间。于是，地方大员纷纷上书，请求允许百姓入山开垦。乾隆七年，皇帝下诏正式推行这一政策，并对新开发的山地免征赋税。

　　如果当时中国只有稻米、小麦等传统作物，那这个政策的影响也未见得会如此“立竿见影”。因为这些传统作物不太适合在寒冷、干旱的山地生长。但问题在于，美洲的玉米、番薯等作物已经传入。这个环境，对它们来说正是“广阔天地”。

　　于是，短短几十年间，“西南巴山老林，开辟大半”“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虽深山密菁，有土之处，皆开垦无余”“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类似记录,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各种地方志之中。

　　粮食增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伴随水土流失。黄河下游水患的特点，本来就是淤积导致决口，决口又加快淤积的恶性循环。水中泥沙含量暴增，防洪的难度也随之增加。好在，和其他诸多问题一样，从积弊到彻底爆发不可收拾还需要一段时间。河道淤废不堪、水患频发，要到嘉庆、道光年间才真正出现。而天崩地裂般的黄河最后一次大改道，则要到咸丰五年。

　　史料记载，乾隆下江南期间，对治河作了许多指示。但从治理效果来看，如此深度地介入河工，会不会打击治河大臣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乾隆自己也对河道总督连常识问题也要早请示晚汇报的作风表示不满，曾批示他们应该根据即时动态予以策略调整。

　　但是，在技术和体制的限制下，治水工程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为此，朝廷还必须拿出“金山银山”往里填。而这些财政拨款，真正能用到工程上的，有1/10就算不错了。河道的官员倒是成为肥缺，甚至于当时一个个官员贪污腐化、生活奢靡，人们干脆称之为“河务习气”。

　　从这一点来看，乾隆对河工高度重视，还是有正面意义的。毕竟，有皇帝这样亲自盯着，官员故意放任河堤决口等朝廷追加救灾款好借机发财的事，总归不那么容易发生。

　　耗费不少白银，“我错了”

　　《红楼梦》里有一段文字：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曹雪芹的这段描述，据说讲的是康熙下江南。一般认为，康熙比较节俭，乾隆的开销则要高出几个数量级。乾隆六次下江南究竟耗费多少白银，无法精确统计。从京城到杭州，往返水陆路约2900公里。要造精美龙舟，要修整道路，沿途还陆续兴建行宫30多处。这个成本是明的。各个地方的官员还要组织民众，带领大家演练迎送仪式。这个开支，就不在账里了。

　　花的钱哪里来？最好的解释是盐商捐款。当时，在盐商最集中的扬州，真真假假的传闻到处都是。比如，总商江春和乾隆关系很好，号称“布衣结交天子”。又如，盐商修了几处园林供皇帝游览。还如，瘦西湖边为什么会有一座白塔？就是因为乾隆游湖的时候，说了句“这里挺像朕的北海，就是少了一座塔”，结果盐商连夜用盐堆了座白塔出来。

　　盐商为什么乐意在乾隆身上花钱呢？一是钱花出去了，有助于拉近和皇帝的关系，巩固盐商的特权地位。二是没有真捐，先动用政府经费，再许诺以后慢慢补上。但是，拖着拖着，可能也就不还了吧。所以，《红楼梦》里的赵嬷嬷说：“还不是把皇上的银子往皇上身上使呗？”三是盐商希望乾隆开恩，把食盐的官方定价再往上提一提。这倒算盐商和封建统治者双赢的选择。盐价定得高，商人赚得多，朝廷盐税收入也多。至于老百姓买盐多花了钱，就暂时不管了。毕竟，只要不加人头税，就不算违背大清“永不加赋”祖训的。

　　第五次下江南后，乾隆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写了一篇《知过论》，就是“我知道错了”。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呢？乾隆说：自古以来，可能造成重大政治灾难的，有强藩、有外患、有权臣、有外戚、有女谒、有宦寺、有奸臣、有佞幸。所有这些，我统统没有。我的错，错在“心有所萦者，必有所疏忽”，即太重视一件事情，反而容易出纰漏。同时，我下江南的时候，各省督抚的沿途接待，真的是好奢侈。虽然看到这些，我也不开心，还批评他们，但他们的错毕竟因我而起，所以我错了。

　　这样的行文节奏和方式，千回百转、一唱三叹，真是令人不得不服。

　　（夏斌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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