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前的南市商业

爱珍

2018年01月19日  稿件来源：摘自《南市区志》  

       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时，吴淞江下游有支流名上海浦(在今十六铺处)，岸边形成聚落，渔民、盐民、农民等常在此饮酒聚谈，交换商品。南宋咸淳年间，上海建镇，受福亭(今光启路处)前，有青砖铺地的市场，回澜桥(今光启路北)有酒库和存放漕粮的太平仓。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市舶司于上海，管理中外商船，对进出口货物征税，为全国七大市舶司之一。至元年间(1264-1294年)，年酒课472锭4两，税课179锭25两，有“华亭东北一巨镇”之称。上海设县后植棉纺织生产大增。棉花收获季节，商人设点收购，许多花行就开在沿江的花衣街上。各地商贾纷纷来此采购,赢得“木棉文绫,衣被天下”的美誉。

　　明永乐二年(1404年)，黄浦江疏通后，“巨舰可直驶郭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海筑城，抵御倭寇骚扰，形成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安定环境。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松弛，邑城商业充分发展。清道光二年(1822年)，每月进口大小沙船多至七八百艘，经海上往来的货物年近百万吨。各地富商挟重资而来，在小东门、十六铺一带开店设庄，从事农副土特产品的埠际贸易。

　　明清时期，邑城是国内花布的主要集散地之一。邑城年输出棉花约50万担，“往莱阳者为子花，售洋商及闽、广、汉阳、关东诸口皆棉花”，用僵花弹成的棉絮则“运往江淮一带”。道光十一年，北方输入上海的大豆、豆饼约950万担。向上海提供粮食主要是湖广地区，上海月需食米16万石，福建也经上海输入粮食。豆米业在清代上升为邑城商业之冠。交易中使用的白银，国人咸称“九八豆规元”，泛指邑城的白银成色标准。清初，每年从闽、粤、台运沪食糖50万担，染料、药材12万担；浙、闽输入干果、笋干、咸鱼；北方输入以枣子、胡桃、粉丝为大宗。邑城从事埠际贸易的有商号、商行、商栈以及外地客商开设的申庄、办庄等。此外，有众多的掮客居间介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明令对外贸易只准在广州口岸进行。邑城遂通过粤、闽等口岸，间接从事进出口业务。邑城闽粤商人聚居处以经营洋货闻名，时称“洋行街”(今阳朔路)。进口有鱼翅、海参、燕窝、香料、藤货等，出口以棉布、瓷器、茶叶为大宗。商业发展，人口增加，邑城形成陆家石桥(今方浜东路、东门路)、虹桥头(今光启路南)、松雪街等零售商业街市和花衣街、豆市街、篾竹街、药局弄、硝皮弄等专业街坊。

　　明清时期，邑城商业中涌现一批手工精品。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道州太守顾名儒家人工刺绣，绣品店皆以顾绣为号召。谈仲和的笺纸、顾振海的墨、王懒轩的古制铜鼎、濮元良的濮刀(菜刀)、瞿应轩的陶壶、张善六的银器等，皆有盛名。清初，姜衍泽堂精制宝珍膏，年销东北几万张。

　　邑城商人来自四方，客籍多于土著。其中从事食糖、海味、洋货的,以闽、粤商人居多；经营银楼、海货的，为宁波商人；开设钱庄、柴炭行、绍酒的多绍兴商人，还有山东胶西、江苏洞庭、东北关东商人和徽商。本地商人,大都经营粮食、棉布业务。邑城兼收并蓄,资金人才集中。各业商人建立同业公所，互通声气，维护同业利益。至1843年时，邑城有同业公所1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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