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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4日 文汇报 首席记者 郑蔚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1931年，我去山西新绛县银匠店当学徒。在这，我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导师，隔壁裁缝店的李师傅。他告诉我，劳动人民这么苦是社会不公造成的，鼓励我去新绛县工人夜校学习。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红军、朱德、毛泽东”，知道红军共产党是保护穷人的。但他于1936年春被反动政府杀害了。
这所工人夜校名义上是阎锡山办的，实则是共产党一手主办，由当地的商会经办，主要目的是培养革命力量。上工人夜校的大多是工人、学徒，老师多是进步人士、共产党员，主要向我们灌输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思想，还向我们宣传抗战，通过教我们抗战歌曲来凝聚人心。我们唱的歌有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步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一同奔赴抗战前线。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武装组织———国民兵教导团。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便把战争的矛头指向太原。1937年9月3日，太原会战打响，太原保卫战打得很惨。阎锡山最初是要死守山西，提出“焦土抗战”，但是共产党坚决不同意，主张持久战。现在想想，如果真如阎锡山所说焦土抗战，我可能就再也见不到父母了。上级决定，我们立即撤往临汾城以西的吕梁山一带，不久，又撤退到乡宁，部队更名为“决死四纵队”，正式开展抗日斗争。我们名义上由阎锡山与共产党共同领导，实际上只服从共产党命令，即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进入吕梁山之后，我们部队的驻地在襄汾县。后来，我又到运城地区参加政卫一支队，在54团机炮连。我们机炮连共有2挺重机关枪、两门迫击炮，一个班十几个人负责一门炮。当时，驻扎在稷山县，主要是休整训练。后又奉命撤退到曲沃，正式改编为太岳纵队212旅54团，旅长为孙定国，我已升任排长。鉴于当时战场联系过于困难，缺乏通信人才，我被调往晋察冀抗大六分校学习。
1940年秋天，我们一行十几个人，穿着便衣，从太岳前往太行，被分配到抗大六分校下属的大队学习，离129师师部仅10里地。在抗大时，我主要学习旗语，旗子为红白两色，如举高即为向北等。抗大的生活蛮艰苦，吃小米、窝窝头，没什么菜，还吃不饱!我们一般住在老百姓家，当时也有女学员，她们大多学习无线电。可想过谈恋爱？没有那个想法。当时，学校规定男的必须是团级干部，女的必须是共产党党员，我不是太想谈恋爱。毕竟我已经几次负伤，一旦牺牲了，就多了个小寡妇。
学成毕业归来，我们旅驻扎在浮山县，我被分配到洪洞县第三区游击队任队长兼指导员。三区游击队大概20多人，以后逐渐发展到50多人。武器主要是步枪、机枪，手榴弹；我们当时有三挺轻机枪、捷克式；步枪以汉阳造、三八式为主，弹药找敌人要。我用德国的毛瑟枪，二十响的。
炮弹落在身边，第一次负伤了
我们游击队身处沦陷区，任务主要是在敌占区与敌人斗争，如阻止鬼子、伪军抢夺百姓粮食，打击汉奸等。洪洞县宪兵队队长是个河北人，坏得很，专门抓捕我们的进步人士。为此，上级命令我们将此人抓捕。据调查，此人常住洪洞县县城，晚上经常去妓院。我们遂采取行动。这一次，我带了两名战士、3把手枪，还有几颗日式手雷。当晚，我们就在他经常玩的地方把他给抓了起来，开始，他还试图反抗，我说：“你乖乖的跟我走，就可以活命”。于是，我们把他架了出来，连夜送往军区，但此地距离军区大概有100多里路，还要穿越一条火车线以及几道壕沟。没想到，通过第二条壕沟时，被敌军发现了，我们一边打枪，一边警告其不要大吵大闹，否则“毙了你”。鉴于敌人火力较强，我们临时决定把他藏在一口井里。前往军区复命，上级鉴于情况特殊，认同了我们的做法。
在抗日战争中，我曾参加过百团大战和多次反扫荡战役。第一仗是1939年5月在襄陵县西郭村阻止日军抢粮。当天，日伪军出来抢粮，我部奉命前往阻击，其中我们3班阻击鬼子，但敌人从据点里用山炮打我们。一个炮弹正好落在我身边，伤在屁股上。这是第一次负伤。
第二次负伤是在襄陵县火车站以北。敌人出来抢粮，我们出击袭扰，结果大腿被打伤。
第三次是在襄陵县与浮山县的交界处，我们奉命伏击敌人，没有想到敌人蛮多的，上来一顿炮火，结果右屁股受伤。
第四次还是在襄陵县。我们准备伏击某个据点的敌人，结果，没把敌人包围，却反被敌人包围了，这一次伤在后背。幸好，指挥官是老红军童志久，他既能打仗又能干政治工作，把突击力量集中于一点就冲出来了，部队损失不大。
1943年，雪中作战的新四军。(老兵口述史资料和本版照片均由《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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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4 16:4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