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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与毛泽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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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4 11:39: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10-4 11:44 编辑

原创 2017-07-24 韩毓海 强势文化


       第二个,王阳明改变了中国官场的作风,改变了治理者的心态,就是他说的“我心光明”。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所谓“阳明心学”的实质。


       王阳明深知中国官场的积弊,他看到了治理者心理的健康、精神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批读书人,挤在这样一条弊端丛生的仕途上,心灵上不扭曲,那才怪呢。整个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这是治理的大问题啊。这个问题,仅靠填词作赋去派遣是不行的。


       他在龙场被贬了五年之后,被重新启用,做都御史,正好赶上朱辰豪叛乱,王阳明几乎是只手平朱辰豪之乱,而且把朱宸濠活捉了。大家都恭贺他,他却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而这就是总书记说的“治世容易治心难”。


       所谓扫荡“心腹之寇”,就是扫荡弥漫整个官场、整个治理队伍中的士气低落,精神扭曲,他提出的办法其实简单:大家不要胡思乱想了,不要总是想回中央了,不要心灵痛苦扭曲了,还是集中精力做点事吧,能做多少是多少,做事是实的,其余官帽子大小,那都是虚的,功名利禄是虚的,名声更是虚的。不要沉浸在玄谈玄想里面啦,那只能使你更痛苦,更萎靡不振啊。说白了,这就是他说的“事上磨练”。

       还有,要心气平和啊,而怎样才能心气平和呢?他说“天下之人心,皆吾心也”,怎么做到我心光明呢?就是你始终  把自己当做天下人,跟天下人始终同心同德就对了,你的心就光明了。他悟道的诗是这样写的:“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王阳明为什么被称为圣人呢?因为他为中国的治理者提供了强大的意志力,中唐以来,中国治理的问题是官员不会做事,是官吏脱节,是上层与基层脱节,这些问题固然都很重要,但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是治理队伍士气低落,是治理者丧失了意志,没有精气神,而精气神,是治理的魂,这就是阳明心学,他所谓“养心”所面对的问题。


       我是中文系的人,以前看《红楼梦》看不懂,读了王阳明以后,我就看懂了。从这部小说看,你会发现中国的精气神不行了,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主人公,他们的心病了,他们找不到战胜这种心病的办法和意志力。“呀!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恰便是那遮不断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碧水悠悠”,你看,整个中国上层社会、上层精英都得了抑郁症了。


       提升队伍的士气,仅靠做事、靠心气平和,这就可以了吗?王阳明说,那只不过是手段,而根本在于“我心光明”。“我心光明”,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与天下人同心,养我心就是养我民,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去考虑问题。


       从这个标准来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就是心不够光明的领导干部。《红楼梦》里最能干的干部是王熙凤。但贾府倒台也是基于一个看似非常偶然的因素,就是王熙凤逞能,她总理两府大事期间,到庙里去修行,有个老尼姑托她办事,王熙凤开始回答是说:我为什么要管这个事?这个事是犯规的,这种小事会惹出大事,而且我又不缺银子。可见她很坦诚,也很讲原则。但老尼姑说了一句话,却击中了她这个人不够光明的弱点,或者她的痛处。老尼姑说“我知道奶奶是不管这种事的,可只怕我回去回复人家没法说。我跟人家说什么呢?人家还以为咱们贾府没这能耐呢”。王熙凤最怕人家说他没有能力,不能办事,于是就道:“别说了,你拿三千两银子来,这银子我一分都不要,还替他把事了了,而且倒贴钱,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她是为了逞能,忘记了、乃至断送了贾府的前程。


       我们有很多干部非常有能力,为什么说他们的“心不够光明”呢?就是因为他们不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而是为了逞一时之能,犯了王熙凤的错误。


       至于薛宝钗这个人,她一切都是讲名声的,有损个人名声的事她一点也不沾,这个人的心里也不够光明,家国危机,她倒是爱惜羽毛,做她的开明绅士。


       为什么毛主席晚年让政治局的领导都好好读读《红楼梦》,他还告诉许世友说,这书不读十遍是不行的?从薛宝钗和王熙凤的例子,从王阳明的《传习录》角度去看《红楼梦》,我以为可以了解毛主席的用意,他老人家的用意其实是很深的。


       王阳明改变了政治或者治理的含义,政治,不再是中唐之前那种武夫和贵族的政治,也不再是宋以来那种文人政治,什么叫做“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呢?这简单地说,就是一方面,要以读书和调查研究的方式搞政治,另一方面,要带着现实问题去读书。做到这一点,你就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你就不是空说的书生,就不是皓首仕途的政客。


       上层与下层的矛盾,读书人与官僚的矛盾,老百姓与统治者的矛盾,商与农的矛盾,沿海与西部的矛盾,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这是千年中国政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到了明代,这些问题变得日渐突出。而所谓政治与治理,就是始终不回避矛盾,就是以强大的意志和能力,去正确地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


       而处理这些矛盾的基本方法,首先就是说服,就是辩论,就是教育,就是批判,就是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以调查研究、讲学、开会的方式——即以做学问的方式搞政治。


       政治从根本上说是说服,不是征服,政治是攻人心,不是攻人身,武力,只是政治家在迫不得已时所采取的最后手段。伟大的政治家要做的,首先是竭尽全力地转化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只有在所有的手段都用尽之时,只有矛盾不可避免地成为对抗性的时候,才不得不诉诸暴力和武力。


       书生与政治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不理解政治就是专政,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知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于是,政治在他们眼里不可避免地是“肮脏的”。中国读书人的最大问题,不是缺乏知识,而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缺乏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能力,中国士大夫的根本缺陷,并不是没有理性和批判的能力,而且缺乏行动的意志和担当的情怀。政治讲究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过份顾及后果,会造成无为及政治上的犬儒主义,此为“理学”之弊;而过份强调动机,则会导致为了良好的动机而不顾后果的政治浪漫主义。此为“心学”之害。


       以做学问(调查研究、教育说服)的方式搞政治,以政治的手段推行和实践学问,把学术与政治结合起来,这就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朝出骜兵,暮归讲道”。这就是知行合一,这就是王阳明及其著作的价值,这也就是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的精华所在。


          无明:“我心光明”,虽然是王阳明临终遗言,但做得最彻底的、真正合乎此标准的,恐怕没有人比得上伟大的毛泽 东。毛 泽 民的夫人朱旦华女士(WG中也受过冲击)晚年回忆说,“主席去世几十年了,我总忘不了他在延安号召我们共产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讲这‘五种人’,一个字一个字都是他从心底流出来的。文如其人啊,主席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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