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10-4 11:37 编辑
在中唐以来的中国政治史上，王阳明可谓是横空出世。因为他是做事的楷模、行动的楷模、实干的楷模，他也是成事的楷模，无论读书、打仗、治理，他办什么事，就能成什么事，中唐以来，政治家和官员都是文人，是专家型的技术官僚，他们都比较的老实，比较循规蹈矩，有英雄气概、能办真事的很少。与中唐以前贵族化的社会精英不同，宋以来的官员是老实、听话、守规矩而没有能力，与贵族型的治理者比起来，靠考试上来的文人型官员的缺点是不能干事、不会干事、不敢干事，更重要的是：由于选拔任用的程序化、僵化，整个官场和治理队伍的心态和氛围是比较压抑的。而这种灰色的氛围，到了王阳明却为之一改，为之一扫。
我们讲三个自信，在历史上，政治家的自信很少能超过王阳明的。
我们可以把他和柳宗元比较一下。王阳明和柳宗元都曾经被发配到很遥远的边疆，分别发配到广西和贵州去了。官场的失意极大地挫伤了柳宗元，第二次被贬后，他的精神和意志近乎崩溃了，柳宗元曾经写信给他的上司说：有一个人掉在深沟里，他呼号，他抱屈，但没有人听到，听到的人都不理他，或者经过的人，手里也没有绳子，不能搭救他。而恰恰您从这儿走过，您同情我，您手里恰好有绳子，这是最后的机会，您救救我，您把绳子垂下来，你把我从沟里拉上来吧。这种凄惨的呼号表明，柳宗元的意志差不多被官场失意摧毁了，他的精神接近崩溃了，他是比较软弱的，他以为当不了大官、回不到中央，这辈子就完了，其实，韩愈在写《刘子厚墓志铭》时说，如果柳宗元不是官场失意，就不会有那么多锦绣文章留下来了，幸与不幸，这其实很难说呢。因此，毛主席读到柳宗元的苦诉的时候，每次都感慨：二王八司马是人才，年纪轻轻的不能不给机会。
王阳明恰恰相反。他是个愈挫愈勇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转移心灵痛苦、精神痛苦的办法，就是去做实事，你做的事越具体、越实际，就越有利于抗拒心灵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失意。这就是他所谓“事上磨练”。而读书人的毛病，就是想得太多，你想得越多，就越畏葸不前，就越心灵痛苦，事上磨练，磨什么？就是通过做事，把你心灵和精神上的那些痛苦磨掉。
因此，他丢官之后的感受，跟柳宗元恰恰相反，他反而很得意，他悟道了，发配边疆，使他看懂了《论语》里的话：。“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他在那个时候写了诗：“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毛泽东就从王阳明那里学到了这种强大的意志力，毛泽东那些豪情万丈的诗，都是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写的，《七律·长征》就是这样，毛主席自己说过，环境一好，他反而就写不出诗来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王阳明这首诗，什么是自由呢？康德说，自由就是这样一种信仰，就是坚信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类的发展是有目的的。一句话，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是光明的。仅从个人一己的角度看，人生苦短，怎么算计几乎都是亏的，但是，从人类总体角度看，我们都在不自觉的、情不自禁地创造着人类的史诗，都在情不自禁地为他人，为子孙后代做着贡献，这就是人类的天命啊，明白了这一点，就是知天命，就是达到了王阳明所谓的自由、康德所谓的自由。
“却喜官卑得自由”，中唐之后，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官，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学而优则仕，白首为功名，社会评价标准只有华山一条路，在这条拥挤的道路上，扭曲异化了多少人啊！这是中国治理史上一个很大的悲剧啊。到了王阳明，他总算把这个事想开了：当官与做事，不是一回事吗。办事非要当官啊？不当官就不办事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当官的不办事啊，官越大，就越不办事啊。你不能说，等我做了大官，我才能办大事啊！王阳明就不是这样，他一辈子无论官大官小，活一天，就办一天事。宁肯不做官，他也要做事。王阳明在很高的位置上，几乎到了兵部侍郎的位置上，因为反对刘瑾，被发配到龙场。他到了龙场悟道了，如今我不是中央大员了，我也没啥想法了，这样我就更可以放手办自己想办的事了。
王阳明改变了中国官场的作风，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行动力和强大的意志力，这个人像尼采一样，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面，大家说他狂，首先是因为他敢干。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叫做三个自信。怎么解释他的狂呢？王阳明，他一辈子之所以具有高度的自信，就来自他能干事、敢干事，勇于成事，即使被贬到龙场，他也是高度的自信，真是自信到家的一个人。因此，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敢于去作为，敢于去行动。所以他著名的话叫做“知者行之始，行者之成，圣贤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我们说中国的思想影响了日本，第一就是朱子学影响了日本的基层，老百姓都听话守规则，第二个，便是阳明学影响了日本的上层，并与武士道结合在一起，就是上层精英要敢作敢为，不怕牺牲。日本的精英、治理阶层，没有那种见花伤心，见水流泪的士大夫气、头巾气，这就是阳明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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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4 11:3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