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10-4 11:17 编辑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办铁业社和代销点，起到了方便群众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政策上允许这种小规模的集体产业吗？
石春阳：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
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二十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点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点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
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10分工，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点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
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的特点？
石春阳：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采访组：习近平到北京上大学，为什么把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交给你？当时是怎么交接的？
石春阳：我觉得近平推荐我当村支书，可能是看中了我能吃苦，办事公道。而且我当时很年轻，也能干，一心为村里着想。如果没有这几点，近平是不会让我接他班的。
近平是1974年当的村支书，上任后不久，他就选我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年开春，有一天开党员会，近平说，增添一名副书记，就是随娃。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各乡都来我们梁家河办沼气学习班，现场演示、开座谈会等繁杂的事务很多。近平那时候就说：“随娃，以后你给各乡来的人开会，我太忙了，实在顾不上了。”
我这一路干下来，忙忙活活的，也没顾上多想，当时竟然没察觉近平是有意培养我。
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学的。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会想，总算离开这穷地方了，再也不回来了。但近平不是这样，他快走的时候，村里很多事他都放不下，他总找我谈。
有一次，我到他窑洞里去，他跟我说：“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我说：“这个事情难说，大家选谁是谁。”近平说：“你可以当。”我说：“我不行，当不了。”他说：“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我说：“我怕我当不好。”近平说：“你还没当，你咋就知道当不好？”
过了几天，近平召集大家开党员会。在会上，近平对大家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个人推荐随娃当。”
紧接着就是投票，每人发一张纸条，让大家投票。大家在纸条上写的都是“随娃”。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就都选我。
在近平离开梁家河的头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谈。近平对大家说：“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接下来，近平又说了一番话，这话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和村支部班子全体成员说的。他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然后，他又当众对我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书记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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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4 11:13: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