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8-11 09:20 编辑
我俩走了一段路，到了瑞金二路西首的复兴饭店门前，那里原是家西菜馆，供应英美西菜，“文革”开始后改成家自助式食堂，供应茶点，售价每杯一角的咖啡是从一只大型保温桶的龙头里放出来的，每件也售一角的糕饼甜腻得无法入口。但无论如何，总算有了个能坐下谈话的地方。
我俩找了个火车座面对面坐下，我先简略地讲了遍自己从“文革”开始以来的经历：停职靠边，抄家，批斗，进“牛棚”，关木笼，隔离审查，下乡监督劳动。。。
目前已从农村回来，在等待结案期间被编进“人防大军”，扛起铁铲在南市区范围内到处挖防空洞，前几天被一起干活的一位原区委书记一铁铲砍在脚背上，伤势不轻，得到一星期工伤假，这才会在淮海路上遇到了你。
她默默地听完了我的讲述，半晌才开口说道：“我也料想你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你的家里人怎么样呢？”
“你是知道的，我母亲和姐姐们很多年前就去香港了，从没回来过。上海就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他在三年前发心脏病去世了”我顿住了片刻，注视着她说，“现在告诉我吧，你们到底怎么样了？我知道不可能是很好的。”
她垂下头没有答话，两行清泪顺着腮帮流淌下来。我等了半晌，才听到她缓慢地说道：“Daddy。。。被带去隔离过。。。现在放回来了。”
“他身体怎么样？”
“还可以，就是眼睛不好，医生说是青光眼。”
“那么Mommy呢？”我问。
她默然了一会说：“不在了。是1968年3月28日的事。她是被打破肾脏之后患尿毒症死的。”
听到这回答，我并未震惊，甚至没感到悲哀，正如1969年9月6日我在隔离审查中听到父亲去世的信息那样。从“文革”开始后，有些人活着只是自身苦难的延续，离开这片世界对他们反倒是个彻底的解脱。
但她逝世的那个日子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8年3月24日，我被当时赫赫有名的“西南地区红卫兵指挥部”抓去关在淮海路上的“红卫兵代表大会”中，进行批斗和殴打。
连续批斗和殴打两天之后，我终于按耐不住火气，出拳还击，这就被乱棍打昏过去，以后才苏醒过来。以“反革命行凶犯”的罪名被送往公安局关押，以后又押回学校关在不足一平方米的木笼里。
如果当时被打昏后醒不过来，那就是和Mommy同样的命运和结局了。我顿了一会又问道：“那么William呢？”
她抬手拭去淌到脸颊上的泪水，低声地说：“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判了五年，已经快一半过去了。”
“现在关在哪里？”
“提篮桥，每个月可以探望一回，送点东西去。”
“两个孩子呢？”
她面色凄然地回答：“Bingo不久前在中学毕业，分配在小菜场。” 裘丽琳在长乐路788号自家花园里与2个孙女周羚和周畅合影。
她的两个女儿周羚（Bingo）、周畅（玫玫）都是当年我住在他们家中时出生的，其间只相差一岁。我离开周家时，那小女儿还在牙牙学语。由于我平时不修边幅，因此周易便教两个孩子唤我“龌龊伯伯”。现在都该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了。我又问道：“那么玫玫呢？她在念书吗？”
听到这问话，她刚才抬起的头重又垂倒下去，想要说话但嗓眼却被泪水堵塞着无法出声。我知道必定是发生了使她痛彻心扉的情况。等了片刻，便设法把话题岔开着问道：“你们现在住在哪里？还在788号吗？”
她咽下噙着的泪水，点了点头说：“还在那里面，都住在书房里。”
听到她的答话，我眼前仿佛现出当年那书房里情景，有人在看书，有人在写字，有人在聊天，也有人在打牌，笑声、谈话声、洗牌声等掺和在一起，形成一片热闹而和谐的气氛。
虽然这才是十多年前的事，但现在回忆起来已恍如隔世了。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再加Daddy这样的身份和处境，现在充溢在那间房里的悲凉和恐慌是可想而知的。
我正这样在想着，她注视着我问道：“你在想什么哟？”
“我在想。。。”我顿了一会说道，“我在想，能不能来看看Daddy？当然不是指现在，是过些日子之后。”
她想了想，摇着头说：“恐怕不行，788号前面的正房里住着京剧院的专案组，前后的走廊仍旧是通的，我们不许过去，他们却随时可以过来。你来了要是让他们看到就麻烦了。因为京剧院的造反派说过，不管是谁要来看Daddy，都要到京剧院开个证明才能进来，要是没有证明放了进来，是要我负责的。”
“那么晚上呢？深夜之后那些人都该睡着了吧。那时候我再掩进来。”
“那也不行。现在我们只能从边门进出，边门里面搭起了木棚，居委会安排了个从苏北乡下出来做临时工的女人住在里面，要她监视我们，发现有陌生人进出就向里弄专政队报告。这女人仗着自己出身成分好，态度很凶，时常欺负我和两个孩子。”
听到她这样解释，我便不再继续要求去见Daddy了，而且事实上，知道他们家受到这样严密监视之后，我对去探望Daddy也存有了一定顾虑。
虽说从“文革”开始以来，我曾经好几回对“造反派”、“红卫兵”和“专政队”动武还击，有两回甚至还操家伙准备拼命，但其实我并不是个敢于豁出一切的人，在我挨过的百场批斗中也只有那几回跳起来反抗，实在是因为不堪凌辱才忍不住爆发的。事后还不免有些后悔。
心想倘若我被当场乱棍打死的话，也只是白送了条性命，丝毫无损于那些兽性发作的狂人歹徒。眼下我虽然已不再挨打，但仍是个“待罪”之身，还是“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我并不想在自己有可能得到“解放”的时候，再惹麻烦上身，因为在“文革”初期受到批斗时，“周信芳的黑秘书”和“为周信芳写反动文章”就曾成为我的两条主要罪名。
我没有去看望Daddy，但从这回路遇之后，和黄敏祯却保持着定期见面。由于双方都没有电话，写信到她那里去也可能被住在边门木棚里的女人截取交里弄专政队拆查。因此每回见面分手时，都约好下一回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时间都是黄昏即将断黑时分，地点都是较僻静马路上的小饭店里。
为了防备两个人中一人发生情况无法赴约，都约定两个甚至三个时间。这样的见面方法挺像解放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接头联络，但我相信在“文革”的那些年里，采用这种方式见面的人是不在少数的。
在大约每隔一个月一次短暂的见面中，我从她那里得知了他们一家人从“文革”开始以来的遭遇：抄家，挨打，剪“阴阳头”，监督劳动，隔离审查，逮捕入狱。。。
Daddy除受尽批斗和凌辱以外，还被“市革会专案组”隔离关押了两年多。Mommy被“红卫兵”抓去毒打，以致肾脏破裂致死。微华由于在“牛棚”里议论了江青在30年代的往事而被捕判刑。
年仅十一岁的玫玫在抄家时被剪“阴阳头”“示众”以致吓得神经失常，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中。被释放回家的Daddy不但身患多种疾病，并且至今命运未卜，揪斗，隔离，关押，各种遭遇随时可能降临到他头上，他虽然被暂时释放出来，但那柄达摩克列斯之剑却始终悬在他头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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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1 09:17: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