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7-27 10:53 编辑
王运祥《和陶镐》：“少年无暇未忘怀，谈故论今有时间；一朝登船黄海去，从此难得聚拢来；以往拼搏奔东西，友情思绪总相牵；今日聚首已花甲，笑对人生享清闲。”
万汝藩《原韵和陶镐场友》：“舟向黄海波程间，小桥夜月论无间。乍聚乍散当年事，同谊同理今日还。世事难料弄小民，舆情体察做好官。最是人生怅难忘，兄弟携手无篱藩。”
万汝藩《古风·答王运祥君》：“未能一舟行，已列名单中。信属人生缘，岂谓命运空。离别四十载，南柯几许梦。少年存挚谊,花甲欣重逢。经历虽差异，时序恰相同。荣辱等闲看，窘困犹从容。富贵无追求，忧患立志雄。勇立潮头者，应有大心胸。”
至于另一个拒绝下乡的周传良，听说岁数比我们要大些，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无法听到他不肯下乡的理由，也不能就此作出自己的主观臆断。他家原来住在牛车弄里，后来已经搬走了。唯有祝愿他的生活、生存经历，能够好一些，顺一些。
五、探望芳姐姐
三月三十一日，是星期一。我和二弟一起到民生八队，去探望芳姐姐。如果按直线距离算，只有八里路，中间隔了个民生六队。但在三队与六队之间，六队与八队之间，都有一条排灌河，上面没有桥。
我俩只能向西走到三队与二队之间，有一条路向北。经过民生五队和七队，折向东走，就可以到民生八队了。这样一来，我们需要多走将近八里路。
我俩到达民生八队的时候，大约是上午十点钟。见到我俩的到来，芳姐姐十分开心，芳姐姐比我大两岁。她告诉我们: 凤姐姐这次也到黄海农场来了，被分配在新荡二队。前两天，她刚刚来过。
凤姐姐，名叫吴金凤，她比我大一岁。她的妈妈与芳姐姐的妈妈，是嫡亲姊妹。芳姐姐的妈妈，我们喊“舅母”;凤姐姐的妈妈，我们喊“二姨娘”。
在五十年代前中期的时候，我们都住在传芳巷二号的“苏州市东义小学校”里。小时候，我们都是在一起的玩伴。以后各为生计，有很多年没见面了。想不到十五、六年后，我们又在黄海农场聚齐了。真是：“白云苍狗，世事难料”啊！
芳姐姐，是舅舅家里最小的女儿。记得在和我们一起玩的时候，她是非常“卡强”的。这次看到她，我心目中的印象完全变了。她变得轻声慢语、做事小心翼翼，完全改变了我小时候的记忆。
或许，这就是下乡的岁月，改变了她的脾气吧。从她告诉我的情况里知道：民生八队还没有新知青到来。怪不得队里冷冷清清，寥寥几栋房屋，比民生三队的规模小多了。
听说她队里北面的土地还荒芜着，没有耕种，大家也不肯去。因为当年暴动犯人的遗骨，还裸露在地里呢！我俩在芳姐姐处吃了顿午饭，并把舅舅、舅母关照她的话转告后，就告辞了。
在八队，我还认识了与芳姐姐住在一个宿舍的谢彩蓉，她是我们队谢菊菊的妹妹。还有苏州老知青郁际文、吴隽等人。他们都是1963年到洪泽湖农场的苏州知识青年，到农场已经有六年了。
一连三天，都是放假，大家都在走亲访友。看样子，像我们与芳姐姐、凤姐姐这样的情况，还多着呢！在离开民生八队的时候，我打算：抽空还要去看看凤姐姐。
等到下个星期休息的日子，我真有了去看望凤姐姐的时间。我步行十六里，来到了新荡二队。也是在一座大仓库的宿舍里，我见到了凤姐姐。与小时的印象相比，我已经比她高出了一个头还多。
而且，她在显得那么娇小的同时，身体还是那么瘦弱。离别那么多年了，我们谈得很开心。儿时的一幕幕往事，也成为我们谈话的内容。因为现在都是相同的命运，我们感到更谈得来了些。
凤姐姐是在苏州阊门街道下乡的知青，与她住在一起的，就是同时下乡一个街道的知青。我看到，与我队的女知青相比，她们都显得很活泼、开朗，甚至有些顽皮。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经又到过新荡二队一次。那一次，因为肚子饿的原因，我竟然吃了她一斤米饭、一小盆红烧肉，外加一大茶杯的蔬菜。不久以后，她也被调到兵团的三师某团去了。
就是在我第一次探望凤姐姐的这天，苏州“上山下乡办公室”组织的慰问团，也来到了我们黄海农场民生三队。他们给留在队里的女知青拍了一张照片，三十年以后，我还见到了这张被蒋仁安、卫虎根夫妇保存、并留了下来的照片。
六、雨夜批判会
三天的放假，很快就过去了。就在第三天吃过饭后的晚上，队里通知：要开批判会。那天的天气不好，天空下着沥沥小雨。批判会的会场，就放在我们住的仓库大宿舍里进行。
我们只得把被褥卷起，堆放在一边。老工人和男女新老知青都在一边，席地而坐。除了那盏吊着的马灯之外，前面的桌子上又多了盏点亮马灯。陈指导员宣布了：“批判大会，现在开始”之后，路队长把手一挥，高喊了声：“带上来！”
就看见有两人架住一个、被反翦双手的人，押了上来。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徐恒英、顾洪贵、钱士丰，泗洪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任松坤，淮安知青；现行反革命分子缪文辉，苏州知青；打架斗殴坏分子王道珠，南京知青。
在一遍遍“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叫喊声之后，有人站起身来、走上前去，对他们进行了批判和“声讨”。至于讲了些什么，因为人声噪杂，我一句也没有能够听清，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行”。就是这样，在一个个轮流上台发言之后，前后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吧，这场批判会才算结束了。
即使在“文革”大动乱的社会上，除了1966年底到1968年初的这一段时期，这样的批判、批斗会较为常见。等到1969年的时候，在社会组织里，已经没有召开过这样的批判、批斗会了。我弄不清要开这样一种会的作用和意义，因此也不敢多说、多问些什么。
但是，这场批判会，还是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震撼、印记和阴影。因为我就是个“反革命分子”家庭出身的人，是个需要“夹紧尾巴做人”的人。不要看我表面上一直是平和、镇定与从容的，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是长期处于紧张、脆弱和不安之中。
就是这种状态，陪伴了我三十多年的时光。直到1985年的冬天，我父亲被苏州市平江区人民法院宣告“无罪”时止。这样的做人，养成了我坚韧、坚定、坚强的个性。能够使我在追求人生光明的道路上、在做好各种本职工作中，从不偏执与狂傲，总是以不屈不挠、顽强而执着的精神，而且永远不会放弃自己人生的理想、行为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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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7 10:5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