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7-10 11:38 编辑
进入二月初的时候，社会上流传的说法多了起来。关于苏州的知识青年的去向，有人说要去云南，有人说要去东北，还有人说要去西藏、新疆。听到这些消息的家长就着急了起来，纷纷跑来找我询问情况。 他们说：与以上地方相比，还是太仓好些，离苏州近些。想念的时候，至少还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很苦的时候，也可以让孩子回来待上一段时间。现在太仓不去了，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实在是不放心、也难以下决心的。家长的思想，出现了反复。 对于家长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我是一句也答不上来。因为我知道的情况，并不比他们更多一些。我只能表示：您家的孩子去那里，我也一定会到那里，大家只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
批准去黄海 我这样的表态，其实也只是给家长们一些心理上的安慰罢了。试想：我是一个连自己命运都不能把握的人，又能够给别人些什么福、挡些什么难，有什么样的能力和资格，来讲“同享”、“同当”呢？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我们居委会的这些家长，信任我的为人处事。她们遇到事情和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来与我商议。听取我的意见，共同拿些“主意”。 这样的状态大约经历了十几天吧，情况突然明朗了。听说：苏北黄海农场来接收知识青年的带队人员，已经来到了苏州，并且住进了当时相当高档、用于接待外事活动的“乐乡”饭店。 这个消息，首先是由街道“革委会”传出来的。紧接着，街道“革委会”在养育巷的“耶稣堂”二楼大厅里，又一次召开了隆重的动员大会，上山下乡的动员重新开始。 区“革委会”的领导和农场的带队人员都坐在主席台上，也出席了动员大会。街道的陈志平书记，是位解放“南下”的女干部。她用她那依然还很浓重的山东口音，向大家作了热情漾溢的动员报告。农场的带队人员，也向大家详细介绍了黄海农场的情况。 尤其让青年们感到激动的是：据说农场即将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未来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的领导。也就是在暗示说，到农场去的人，会有一个与军人相关的身份。这对于许多参不了军的人，确实是有一种莫大的诱惑。 当动员大会结束以后，人们步出会场时发现：被批准下乡的名单已经张贴在墙上了。我们“遵义路”街道被批准下乡的青年共有137人。其中：女生是63人，男生是74人，基本就是上次被批准去“太仓县王秀公社”的人员。紧接着，一份大红的喜报，也贴到了每一家的房门上。这份喜报的落款日期是：1969年3月11日。 我们大石头巷居委会被批准的人员（以姓氏笔划为序），女生有六名，她们是：方琪伟、李和娣、沈爱珍、苏青、金昭媛、蒋仁安；男生有十二名，他们是：万汝藩、卫虎根、方明华、许水根、齐颖、初志明、陆桂良、陈福根、袁守祥、袁守高、顾伟民、高苏宝。男女生共计是：十八个人。 虽然太仓不能去、只能到苏北去了，总算比云南、东北、西藏、新疆要近些、好些。至少黄海农场就在苏北的盐城，还是在本省以内。这样一来，即使有些心有抵触的家长，此时也无话可说了。 但到黄海在何时出发？依然是不太清楚，要求依然是“听候通知”。不过，凭那份明确地点、盖了章的“批准通知书”，还可以配发一些票证。例如买棉絮，回纺布，柳条箱，搪瓷杯，铝制饭盒……当时，这些都是紧张凭票才可购买的商品。这也算是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对知识青年的一份关怀、爱护和照顾吧！ 妈妈可忙碌了起来，她要同时为两个儿子整理出发的行装。我刚从东北回来，妈妈为我添置个柳条箱。二弟另置了回纺布的被褥，用包装箱为他改制了个可以盛放衣物的木箱。为我们两兄弟各做了件列宁装的蓝卡其短棉袄。因为布票不够，夹里只好用回纺布了。 正在此时，在北大荒留场就业的父亲也被遣散回到了苏州。这是自1955年9月13日后，十四年来我们全家在苏州的第一次团圆。刚刚团圆，又要分离。大概在我与二弟出发的前两天，母亲与父亲郑重商量决定后，我们到观前的国际照相馆拍下了第一张全家照。 去黄海农场的日期和交通工具已经确定。巷里大卫弄的一位柏姓伯母，特意把我请到她家里。请我吃了一顿菜肉大馄饨，算是给我送行。因为她在“卫前中学”读书的女儿，也被批准到黄海农场去了。她再三地叮咛我：等大家都到了黄海农场之后，要互相多关照，互相多照应。 这是1969年3月24日的清晨。爸妈与三弟，还有仓米巷28号里的邻居金珍姐、汪家阿姨、周家小弟和隔壁一些熟悉的邻里等，把我们一齐送到了南门轮船码头的各条船舷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仅在我们家住的仓米巷28号一个门里面、有七、八户人家，去黄海农场的青年就有四个人：我和二弟齐颖、苏青与就读“苏高中”的在校老三届学生沈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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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0 11:3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