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7-10 11:34 编辑
上山下乡的动员，日紧一日。居委会对青年们的学习，基本也是以动员下乡为主要目的。对于下乡，我并不反对，甚至拥护。从北大荒回来之后，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 此时，我们一家赖以生存的经济方面，只有妈妈在金属丝布厂每个月二十元的工资。依靠这点工资，她是养不起一家四口的。再说，我们兄弟都长大了，已经不再是五十年代中期那一、二岁，六、七岁的孩童了。 大石头巷居委会，统计在册的社会青年有十九人。除了一名叫张仲淑的女生比我岁数稍大些，其他极个别与我同岁，剩下的都比我小。因为我待人真诚，一直是以亲和、恳切的态度与他们说话，我在他们眼里，就象位“大哥哥”。 用了没几天的功夫，我已经与他们打成一片。甚至有许多心里话，他们也愿意与我来讲。这对于我开展下乡动员，是个极有利的因素。我的处事原则：就是决不勉强，要自己愿意。用了没有几天的时间，我就把所有人的想法完全摸清了。 在我们居委会的这些青年们,有学不能上、无书可以读、没工能够做，在社会上游荡的时间太久了。在“文革”中，又耳濡目染的斗、批、打、砸等不良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思想、思考与思索能力。对于这些认识，都是我在以后“反省”的岁月中才想到的。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三年半时间里，他们从少年成长为青年。其中有相当一批人，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富裕。有些人的家，甚至处于贫困线下。他们渴望工作、渴望挣钱、渴望自立的心情和愿望，此时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要强烈！ 因此，在我们居委会，上山下乡的动员，是有着这样现实基础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对青年个人的动员,几乎并没有花费我很多的精力。尤其是我的态度，也决定着他们的态度。 我是坚决下乡的拥护者，他们是决定跟我一起走的志愿人。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抱持着这样的态度。他们的思想可以做通，并不等于他们家长的思想能够做通。 家住大石头巷的20岁女青年蒋仁安，就是一个例子。蒋仁安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她上面还有个哥哥，早年因为“支内”，去了四川。现在她要下乡，她母亲无论如何也是不答应的。 蒋妈妈在一爿“烟纸”店上班。为了做通她的思想工作，我在金昭媛、初志明这两个同样要下乡的青年陪同下，连续多日做着蒋妈妈的思想动员和说服工作。 有时候，这样的说服要持续到深夜十点多钟，直到蒋妈妈家务事做完、表示要休息时，我们才告辞离开她家。接触得多了，蒋妈妈对我们也有了基本的了解。双方由激烈的争辩，变成相互的谈心。蒋妈妈同意女儿下乡的事，才算“敲定砖脚”。 在上山下乡的运动中，对金昭媛母亲的动员，也让我颇动了一番心思。早在1964年的时候，金昭媛的姐姐就去了新疆。金昭媛是唯一陪伴在她身边的孩子。她依靠替人家帮佣，维持着两人最基本的生计。金昭媛是坚决要下乡的人，但要说服母亲，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在金昭媛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她母亲居住的观前街承德里。对于我们的到来，金阿姨的态度是相当抵触的。知道来意后，甚至连话都不肯与我们说一声。有时还会借故溜走，让我们坐冷板凳。 去的次数多了，她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才与我们讲起她艰难困苦的经历和母女相依为命的感情。我也是在困苦中长大的孩子，对于她的人生经历，我是能够理解并感同身受的。这样一来，我们反而有了谈话的锲合点。这样的动员工作，因而顺利了许多。 在我所有的动员工作中，失败的只有一例，那就是对张仲淑的动员。无论是她本人，还是她的家人，话说不进，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所以，在以后的上山下乡批准书中，两次都没有她的名字。 当时下乡的动员是很严苛的。如果“动员”你去，而你不去，单位会让你父母停工，不让上班。不上班了，意味着领不到工资。那时的劳动人民，谁家不是依靠劳动的工资维系生活的呢！ 因此，在有青年需被动员下乡的人家，除了真有后台或靠山，敢做“顶牛户”的人家，是极少数。这些情形，大家都是看在眼里，触在心中，而决不可能讲出来的。因为，这是一个“言可惹祸”的年代。 在养育巷的“耶稣堂”的动员会开过，青年们还得写申请书、决心书，表示是自己主动积极要求下乡去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也是属于“三忠于”、“四无限”的政治范围。 只是，毛主席讲的“知识青年”范围,被无限扩大了。除了在校学生被纳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范围，连未曾读书的“社会青年”也纳入了需要动员的下乡范畴。在这个时候，决不会有人来甄别你这位青年是否识字、真有“知识”。 那是一个不容置疑、宁“左”勿右、“矫枉过正”的年代，这几乎是当时所有人做一切事的手段和方法。每一个人，似乎都在用这种方式在表达着自己“忠”的程度，自己“左”的革命立场，以求得自己生存的空间和时间。 1969年1月23日，关于我们上山下乡的“批准通知书”,终于发到了每一个人的手中，要我们街道青年去的农村地点是：太仓县王秀公社。我准备再一次告别苏州的家，奔赴“广阔的天地”去了。 正当大家紧锣密鼓准备出发的时候，紧跟着另一个通知也到来了。太仓王秀缓行，至于原因暂不清楚。那就等吧，反正离过年也近了。在这个时候离家，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我已经有六年时间，没在苏州过年了。 但对于准备或批准下乡的青年来讲，那就不是小事一件了。因为这些十七八岁、甚至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苏州，离开过家和家人。更别提在新年到来之前，让他们离开家、到外地的农村过年了。 缓行等待，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等待中，阴历年总算过去了。我记得：这一年春节的2月17日，是正月大年初一。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中，谁家的年都没有过好。无论家长和青年，心情都是在忐忑不安之中渡过的。 我的心情与大家是不一样的。我从母亲紧锁的眉头中，感到了她抚养“连身四口”的压力。幸亏我从北大荒时带回了一些钱，那是我在北大荒平日的攒积和退场离职金。回来将钱交给妈妈的时侯，妈妈对我说：“我替你存着。可以将来准备给你结婚、成家时用的。”但到了这个时候，还能考虑到、顾得上这些么？ 我希望能够早点决定、早点成行，到农村去。这样，可以减轻妈妈肩头的压力和负担。在我们居委会一大部份“社会青年”中，也有这样的思想和愿望。我的情况与他们的心情，实际也联系在一起了。 大家感到：现在的上山下乡，就是“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事。既然如此，还不如痛痛快快地走。无论命运把我们抛向何方，“老天爷是饿不死瞎眼家雀”的。在社会上呆得久了，也就形成了“社会青年”自己的一种性格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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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0 11:2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