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7-13 09:03 编辑
那个春天我下乡，春天的记忆随风而来，因此，我真的想说：在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段历史时，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一群识字少或不识字的“社会青年”。
从北大荒回来
在那样一场几乎波及全国所有城镇青年、所有城镇家庭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究竟改变或重塑了多少人的命运，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1968年11月24日晚，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 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生活了将近七年的北大荒原劳改农场，回到了故乡苏州。在北大荒农场的时候，我是个分场机耕队的机务统计兼油料保管员。要不是处于“文革”的非常时期中，我就是要置换工人身份、改定行政级别的农场管理人员。 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让黑龙江“劳改系统”的农场，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行动起来了，所有的刑满留场就业农工及其家属、子弟，一律疏散，此时的理由是“战备需要”。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就是为大规模“上山下乡”和接收“知识青年”作准备呢！ 大家都知道：当时的中苏边界争端，已公布于报端。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的大小武装冲突，已经不断。农场对于这些农工和家属、子弟的安排：可以回原籍的，就回原籍去;回不了原籍的，就近疏散到德都县附近的农村。 我作为一个刑满留场就业农工的子弟，当然没有理由再可留下去。按照规定要求，我像征性地打了一张申请“退场”报告，场部立即就批准了。1969年1月9日，我回到苏州故乡这块土地。
“知青”与“社青” “知青”与“社青” 在二弟的陪伴下，我向所在的“大石头巷居民委员会”报了到。当时所有的人都要参加政治学习的，我当然也不可能是例外。居委会的李逸文主任见了我并交谈之后，大为满意。 她对我说：“今后青年的学习，就由你来领，行么？”我说：“那就让我试试吧！”其实，当时所谓的政治学习，就是读毛主席著作，“两报一刊”的社论之类。因为我刚从北方回来，普通话还是字正腔圆的，大家也愿意听我诵读。 自从1966年5月16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学校停课，在校的学生，已有三届滞留学校，就是后来称作为“老三届”的“知识青年”；“文革”三年中，工厂基本停工，也未再招收过工人，那些“社会青年”也失去了可能参加工作的机会。 解放之后，有人就把青年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在校读书，初中以上、高中以下的称作“知识青年”。自然也包括那三届虽然毕业，但并不读书的青年。另一类是没有上学、又没有工作的青年人，叫作“社会青年”。 而在当时，“社会青年”是个被社会上所有人都看不起的一个人群。有人称他们为“社皮”。而“社皮”的谐音，就是“蛇皮”。而蛇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冷血、无情、见不得光的可怕动物。而蛇褪下的皮，那也是唯恐避之不及、令人厌恶的、比垃圾更可怕的弃物。 人们就是用这样篾视的眼光，这样厌恶的心理，这样不屑的态度，来看待、对待社会青年的。“社会青年”，他们不上学，不工作，整天游手好闲的表象，让他们的直观形象显得更差。与他们接触的时间长了、多了，我真的很清楚：他们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差劲。就是没有人愿意从内心去真正了解他们、理解他们。 “社会青年”现象的出现，除了他们的家庭情况、经济状况及本人意识外。其中有一个更重要因素，是那时的社会和当时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的。没有工作、就业无门，是造成“社会青年”大量涌现的直接原因。所以，社会青年的成份也是十分复杂的。 从知识层面来分，有两种人。 一种情况是：他们中间，有往届毕业或辍读而从未参加工作的初、高中生。因为家庭经济还承受得起，家长又希望他们继续复读求学深造。是“文革”打断了他们的计划，从而游荡在社会上，成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社会青年”。 另一种情况是：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京、津、沪，沈阳、武汉、成都等大城市的“老三届”学生，家长因害怕让子女到“老少边穷”的地方去，通过各种亲友关系，把他们迁移到苏州这样的中小城市来。他们是离开了原址、原校，流落到“社会青年”队伍中来的一群人。 从社会阶层来分，也有两种人。 一种情况是：家长本来就是穷苦人出身，对文化知识的作用、认识没有感觉，认为“不识字，同样可以参加工作去挣钱”。所以没有让子女去读书，衍生、造就出来的“社会青年”。 另一种情况是：在历次政治或其他运动中，家庭遭受各式各样的变故，经济上实在没有能力让他们上学，使这些子女丧失了读书求学的机会，从而产生出来的“社会青年”。 从北大荒回来以后，在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我也加入了这样的“社会青年”队伍。这是历史对于我命运的安排，我只能认命，却没有时间抱怨。我还要为生存、生活找出路，眼下来看，也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可走。 针对“社会青年”的种种情况，在以后“上山下乡”的实践情况中，他们肯吃苦耐劳的品质、坚韧不拔的性格，表现得格外突出。他们也是一群能讲情谊、有血有肉、敢于担当、能够奉献的正常青年。 因此，我真的想说：在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段历史时，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一群识字少或不识字的“社会青年”。 他们与各届“知识青年”一起，书写了“上山下乡”运动的一段悲凉却雄壮的完整历史。直到此时，“社会青年”的称呼，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思维。而“知识青年”的说法，基本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对所有青年唯一的专用名词了。 从当时整个社会情况来看，疯狂的“社情”，已经是“有工不须作，有书无需读”状态了。这个时候，无论是“知识青年”，还是“社会青年”，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是同样的。只是在“文革”中原有的隶属关系，有些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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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0 11:2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