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丰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5年06月11日 00:00 上海
酿酒
在里陂上村,最流行的饮料是稀释的糯米酒,村民一般称作水酒。
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带着一身臭汗和疲乏酸软的身子从田里回来,用井水绞一把毛巾洗洗脸,擦擦身,从酒钵里舀一碗清凉的水酒,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又解渴又提神,是多么的惬意。
到了寒冷的冬天,我们缩头缩脑地从自留地里种菜回来,先到灶口边或者火塘边烤一会儿火,然后从滚烫的酒壶里斟一碗热酒,细细地流进喉咙,暖到胃里,热气散发到全身,混身舒坦。
毛主席好像说过,酒就是粮食。中国的绝大多数酒都是用粮食酿造出来的。
一、糯米酒
里陂上村每年有三十亩左右的水田用来种糯谷,一百斤糯谷可以碾出七十斤糙糯米。这种糙糯米主要的用途就是酿酒。 酿酒要有酒饼(酒药),卖酒饼的人串街走巷,经常会背着一包酒饼来村里兜售。花五毛钱买一包酒饼,可以做两到三次酒。
酿糯米酒并不难。
一般是在晚饭后,量出五斗糙糯米(各户人家的斗略有不同,一斗米约在五到六斤),浸泡在水里。第二天,糙糯米放入饭甑里蒸熟后,把饭甑搬到露天处,用木勺把一水桶的井水淋到蒸熟的糙糯米饭上。把酒饼揉碎了放在碗里备用。 糙糯米饭的温度降低以后,撒一些揉碎的酒饼在酒缸(村民称作酒甏)底部,然后把糙糯米饭一层一层舀入酒缸,每一层上撒些酒饼。最后轻轻拍紧抹平,中间用手指挖一个两指宽的洞,撒上剩余的酒饼,把酒缸搬到厨房,盖上锅盖,成了,只等着三到五天以后出酒,美美地享受吧。
当然,三到五天以后酿出的这缸酒究竟是甜还是酸,是香浓还是水淡,带有很大的随意性。酒饼的好坏、糯米饭的温度、井水的质量、甚至酿酒那几天的气温高低,都会影响到酒的质量。从某种程度来说,酒的好坏就全凭天意了。
感谢上天的眷顾,我在里陂上村酿了那么多次糯米酒,没有一次是发酸的。 稀释前的糯米酒的原液叫作“酒酻”,浓厚的琼液上漂浮着一些瘪瘪的棕黄色的糙糯米饭粒,就像棕黄色的蚂蚁一样。“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我的确有一只红泥小炉,那是冬日农闲时用来炖猪脚用的。可为什么是绿蚁呢?后来大约是在1977年,我看到了一本介绍格律诗的书,便猜想“绿蚁”可能是为了配“红泥”,也就是“仄仄”对“平平”,如果用“黄蚁”或者“棕蚁”就不工整了。不过这只是个人的猜想。若是在不同的地方,用了不同的原料,放了不同的酒药,说不定真能在酒的原液上面浮现出“绿蚁”的。
2002年的夏天,我的弟弟建原喝过我和薛志民从鹿冈带回上海的糯米酒原液,他至今谈起来还是啧啧称奇。
糯米酒原液的数量不多,大多数村民舍不得喝。他们把糯米酒的原液舀出一部分,放在酒钵中,兑上数倍的井水,让它再发酵一天左右,过滤掉那些“黄蚁”似的酒糟,就成了可以吃的水酒。不过,这是生酒。生酒吃了可以泻火,但比较容易拉肚子。如果把生酒灌入大的锡酒壶,隔水放进滚水中煮上一个多小时,杀死了酒里面的所有细菌,便成了熟酒。村民请客时绝对不用生水酒,一定要用熟水酒。也许熟酒比较安全,客人吃了不容易拉肚子吧。对了,村民不说喝酒,也不说饮酒,而是和吃饭一样,直白地说“吃酒”。
糯米水酒的酒精含量虽然不高,吃多了也会醉人。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鹿冈的村民家里喝完酒回里陂上村,一路上两脚发软,走路就像是踩在厚厚的棉花上。一阵清爽的夜风吹过,我的身体轻飘飘的,就像天上的神仙。脚下仿佛不再是棉花,而是白云,头上的月亮又大又白,分外清亮。
记得是1977年春天的插秧季节,我正在田里一点一点往后退,一行又一行,唰唰地栽禾。突然听见有人在叫我,是永丰县知青办的张主任来了。“小夏,快要收工了,中午在你这里喝酒。”他说罢,便蹲在田塍上抽烟,看着我栽禾。
老张是山东人,南下的解放军转业干部,他知道我这里有酒。会喝酒的人不用什么下酒的菜,老张喝了两碗酒,说道:“小夏,你爱看书,又会鼓捣柴油机,应该搞一些发明出来。”
我摇摇头,说道:“我连初中都没有读完。”
老张鼓励我说:“军队里著名的马克沁重机枪和后来的阿卡-47步枪,它们都是没有读过几年书的自学成才的人发明的。”
老张说的也许是真的,但是我知道,发明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父亲在文化革命以前主持设计的自动化工业软水设备,可以说是比较大的发明了,他星期天在家里还要加班,拉着从美国带回来的“计算尺”,进行繁复的计算。
我对老张说,设计没有那么容易。比如1961年上海重型机器厂自行设计的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到了文化革命期间,报纸上说这台设备是一个电焊老师傅设计出来的。可是据我父亲说,那个老师傅的电焊技术在上海可算是一绝,那庞大的机体就是他用多块厚钢板焊接起来的。他虽然参加了一些设计工作,但是总体设计师是一位资深的工程师。
队里出工的哨子响了,老张知道我要下田栽禾,他放下酒碗,匆匆告辞了。
二、谷烧酒 过了几年,开始有流动的酿酒师傅来村里,他们用一般的籼稻谷来酿制烧酒,每酿一百斤稻谷,收二十元钱人工费,能出四十斤烧酒。这并不便宜,村里没有几户人家愿意酿烧酒。村民心里有数,到鹿冈商店买红薯做的烧酒,才六角钱一斤。而自己请人酿谷烧酒,工钱加上稻谷成本和柴的成本,要合到七角五分一斤。
我很想知道酿烧酒是怎么回事,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钱不是问题。我决定酿五十斤稻谷试试。
来了一个酿酒师傅,他把五十斤没有脱壳的稻谷放进锅里煮熟,取出晾开,降低温度后用酒药拌匀,装进了他带来的特制箩筐里。酿酒师傅把箩筐封好,然后对我说:“不要动这两个箩筐,十五天以后我再来。” 十五天以后的一个早上,两个酿酒师傅带来了蒸馏烧酒的用具:一口又大又深的甑和一个特殊的铁皮汽盖。师傅把甑往我那放好了水的大铁锅上一放,把箩筐里发酵好的稻谷舀进甑里,盖上汽盖,就开始烧火蒸酒。
铁皮做的汽盖和甑一般大,盖在甑上很密封。汽盖上伸出一根倒L形的铁皮管,管子的下口正对着我的酒坛,蒸馏出来的烧酒会流进酒坛里。
锅里的水还没有烧热,管子里已经有酒出来,酿酒师傅说:“这是冷汽酒,浓度最高,你可以尝一点。”
我拿碗装了一点酒,尝了一小口,顿时觉得一股强大的暖流在我身上四处扩散,几秒钟之内,我的手指尖就开始发热。“怎么样?”酿酒师傅问。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厉害的酒,起码有85度。”我一边兴奋地回答,一边用土瓷碗装酒。
那天早饭没有什么下酒菜,我喝了这一碗烈酒。
村民的俗语说:“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之刀。”可我这碗酒下肚以后,并没有穿肠而过,而是十多分钟以后,就返回到喉咙口喷薄而出,吐了一地,而身体也随之一阵轻松。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酒后呕吐。
这时候,以村民张贤通家的狗为首,几只狗推推搡搡,呜呜地争抢着我吐出的秽物。转瞬之间,厅堂里泥土的地面上已经是干干净净,这些狗真可以称作高级清洁师。
可是到了第二天,张贤通的母亲找到我,说:“老夏,我家的狗昨天吃了你吐的酒,到现在还冇醒。”
我楞住了,最后只能说:“如果它真的死了,我加倍赔你,买一只狗四块,我赔你八块钱,就算是我买了你的狗。”今天看来,那多余的四块钱是赔偿给狗主人的精神损失费了。
以往,我们知青有时会买村民养的狗,杀了以后吃狗肉。现在这只狗如果真的死了,我想,醉死的狗,它身上的肉应该还是能吃的。
到第四天早上,张贤通的母亲告诉我,她家的狗今天早上醒了。
稻谷酿的烧酒,味道虽然比红薯烧酒要好一些,没那么割喉咙,但是喝多了以后,还是和红薯烧酒一样会上头,使人头疼脑胀,很不舒服。我还是更喜欢喝用糯米酿的酒。
请酿酒师傅酿的那二十来斤谷烧酒,我喝了好久才喝完。
在中国,以酒的酿造方法来分类,糯米酒属于“过滤酒”,喝酒时要把酒糟过滤掉。直到今天,到超市里去购买黄酒的时候,某些瓶装的黄酒(糯米酒)放久了,在酒瓶的底部,还是会有沉淀物。各种烧酒(白酒)是“蒸馏酒”,由酒蒸汽上升以后冷凝而成,所以酒瓶底部不会有沉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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