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创 夏建丰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5年03月28日 00:01 上海
四、入党 1975年暮春的一天中午，鹿冈公社的书记来里陂上找到我，拿出一份表格“啪”地放在桌上，说：“小夏，填表。”我拿起表格一看，吓了一跳，这是一份入党志愿书。我马上放下表格，恭恭敬敬地说：“对不起，我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再说，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
书记打断我的话，一拍桌子，生气地说：“我们还不知道你吗？你不入党谁入党？在我们眼里，你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别罗嗦，快填表。”我被书记的威势一下子镇住了，乖乖地收起了那份表格。
我交了入党志愿书以后，一直没有消息。时间一长，我也就淡忘了。
有一天，鹿冈公社管知青的知青办主任跑来告诉我，昨天晚上公社党委开会，一共批准了两个人入党，其中一个就是我。我心里很平静，只是好奇地问：“还有一个是谁？”
“是村前大队的马立平。”
啊，是她，是她！我心中一阵狂喜。昨天……昨天是什么日子？是1975年的12月13日。
说起来，父亲本来可以是我家里第一个入党的人。在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以前，父亲在工作中有比较重要的发明创造，所以党组织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加入共产党。
可是，父亲是单位里有名的书呆子。在共产党如日中天，很多人都在积极争取入党的时候，父亲居然拒绝入党，理由仅仅是他在旧中国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在新中国也愿意保持无党无派的身份。
父亲单位的领导比较讲礼貌，没有拍着桌子要父亲入党。（父亲也很胆小，要是单位领导拍桌子，估计他就入党了。）
因此，父亲到上海市的“政协”去开会，后来又换当闸北区人民代表，都是作为“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去参加会议。
我入党的时候没有预备期，一入党就是正式党员。当时的理由是，批准你入党，就是承认你符合了党员的标准。有预备期的话，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难道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的标准不一样吗？直到文化革命结束以后，才恢复了预备期的制度。
我入党以后，找到大队书记，要求交党费。书记说，党费？过一阵子再通知你。
我问里陂上村里的党员张贤通，他交不交党费。贤通惊讶地说：“党费？党员不就是吃苦受累走在前面，拿好处排在后面吗？什么是党费？” 过了两个月，大队书记通知我，大队研究过了，党费标准是一个季度交五分钱，从1976年1月开始。
我这才知道，先锋大队的党员交党费，是从我1975年底入党以后开始的。
三十八年后，我和马立平坐着陆禹平开的车回到鹿冈。马立平住在高坑村里，摆了五个大圆桌，请乡亲们吃饭。陆禹平趁着酒兴，站起来起哄说：“马老师和夏队长是同一天入党，同一天结婚，太难得了。他们俩今天回高坑，是请大家补吃结婚酒啊。”
现在，我和马立平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可是我们永远记得1975年的12月13日，那是属于我们俩的特殊纪念日。
过年过节
下乡前在上海时，我们所过的重要节日有：春节、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中秋节、端午节，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节日如三八妇女节、八一建军节，等等。 对里陂上村的村民来说，重要节日只有三个：初夏的过节（端午）、秋天的中秋、以及冬天的过年。
一、端午裹粽
里陂上村民的“过节”，专指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过节最重要的是裹粽子。 节前数日，家家户户的女孩子挎着扁篱，结伴上到贯前大队那边的山里，在溪水边找到矮小的宽叶青箬竹，采摘裹粽用的青箬叶。
和我母亲用来包粽子的芦苇叶相比，这青箬叶短而宽，一张叶子就可以裹一只粽子。糯米的处理也不同，雪白的糯米放在碱水里浸涨了，变成了嫩黄色。最具特色的是用来扎粽子的“绳线”：从门前的棕树上砍下一柄大大的绿色的棕树叶，沿叶脉撕成细细的长条，放在火上一燎，撕开后的长条叶片微微卷缩起来，便成了一大把“绳线”，垂在叶柄下面。搬来一块石磨的上扇，放在桌上压住那棕叶的叶柄，再拉过一条长凳坐在对面，就可以开始裹粽子了。
村民裹粽的样式只有一样——四角粽，内容也只有碱水粽一种。四角粽的裹法比较简单，只见妇女们拿起一张箬叶，弯折成一个圆锥，添上米，再折两折，拉过一根棕叶“绳”饶几下，就成了。箬叶虽比芦苇叶宽，但也只有两寸多点，所以裹好的粽子最多只有鸭蛋那么大。
待棕叶上的每一根“绳”都绑上了粽子，移开石磨，拎起棕叶的叶柄，下面挂着的二三十个小巧玲珑的四角粽轻轻地晃动着，真像是一件漂亮的艺术品。
过节以前，村民还会腌制一些鸡蛋和鸭蛋。他们把积存的蛋煮熟了，放在盐水里浸几天，就成了腌蛋，或者叫“腌子”。有一次，村民张梅发拿了几个腌子来，笑着说：“过节了，来，请你们吃‘原子弹’。”在村里，“腌”和“原”同音。
因为这是煮熟了再腌几天的蛋，只有表层有一点咸味，中间的蛋黄也不会出油。后来，我请村民吃我自己用生鸡蛋腌成的咸蛋，他们尝了以后大为惊讶，世上居然还有这么好吃的腌蛋。
端午节那天，里陂上村各户人家的大门两旁挂上了采摘来的菖蒲和艾叶，大家喝着平日里的水酒，吃着一年才做一次的碱水粽和腌蛋，过节的气氛使得人人心情舒畅。过节的时候田里的活不多，而天气已经很热了。在糯米里放进碱，裹成的粽子不但吃起来更筋道，而且也不容易馊腐，可以吃上三四天。但是我嫌这粽子的碱味太大，远不如我母亲裹的粽子。
在上海，我母亲每年端午时节裹粽子的时候，除了四角粽，还有枕头粽和小脚粽。按着内容来分，有白米粽、赤豆粽、明油细沙粽（豆沙粽）和我最喜欢吃的肉粽。母亲用的芦苇叶虽然窄，但是比青竹箬叶长得多，几张芦苇叶拼起来裹成一个粽子，粽子的个头也比里陂上的大多了。感觉上芦苇叶裹的粽子比竹叶裹的粽子更加清香。
母亲还会在煮粽子的大锅里放上一批鸡蛋，煮出来的“粽子蛋”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剥去蛋壳，再薄薄地洒上一点细盐，要比平时吃的茶叶蛋和酱蛋更为鲜美。如果说里陂上的村民给我们吃了‘原子弹’，母亲做的当然是更厉害的“中子弹”了。
马立平在她插队务农的高坑村里，跟着村民家的女孩子学会了裹粽。如今我们在美国，她还是每年端午会包一堆粽子。在煮粽子的时候，我还是会像母亲那样，放进一批鸡蛋，做出好吃的粽子蛋——“中子弹”。
端午节的传统，都说是来源于纪念古代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江西省可算是古代楚国的腹地，可是里陂上居然没有村民知道“端午节”来源的传说，也没有村民知道屈原是谁。
也许，他们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过节的时候裹粽子，是两千多年来代代相传的古风，是他们趁着夏收大忙前的空隙，打一次牙祭而已，没有必要去追寻它的源头。
也许，因为里陂上的村民不识字，所以不知道屈原投江的故事。可是，即使不识字，也应该听别人说过故事，村里口口相传的故事还少吗？
也许，“端午节”的来源只是历朝历代儒家的文人编写出来的一个忠君爱国的传说吧。
村里有位老者告诉我，端午和中秋之间，还有农历七月十五，官称中元节，俗称鬼节。到了这天，阴间的鬼会来到人间，享受人们的祭祀。若是鬼魂对某户人家不满意，就会利用当空的烈日，让这家的老人中暑而死。
祭祀鬼魂是被批判的“迷信活动”，所以村民仅是念叨一下七月十五，他们不敢有任何实际的活动。
多年以后，有位笃信佛教的朋友一脸虔诚地告诉我，七月十五是佛教的大节日，称作盂兰盆节。
而在上海，这一天是母亲从箱子里翻出衣服来“晒霉”的日子。
二、中秋杀牛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中秋就是中秋，如果说“中秋节”，里陂上的村民会搞糊涂的。
中秋的字面意思是在秋天的中期，夏收已经过去，秋初那炎热的“秋老虎”也不再来了。
春华秋实，到了中秋时分，菜地里的芋艿已经熟了，可以开挖吃个饱；庭院里的鸡鸭刚刚长成，可以宰杀尝个鲜；酒缸里刚用新糯米酿出的美酒，可以开怀饮个够。
村民在中秋也会吃上海人所说的月饼，只是他们叫作“中秋饼”。鹿冈商店有自制的中秋饼，一斤有四个（和上海一样），卖六角四分钱，里面的馅心主要是猪油拌冰糖，咬起来嘎嘣嘎嘣响。我每年会买一点中秋饼来补充营养。
有一年中秋，适逢朋友夏元麟从吉安回鹿冈，经过里陂上。他带来了吉安的中秋饼，一斤才两个，显得特别大，特别新奇，感觉特别像月亮。夏元麟说，吉安还有一斤一个的中秋饼和二斤一个的中秋饼卖呢。
过端午的时候，村里有时会杀一头猪，每户人家可以分到几斤猪肉来过节。然而到了中秋，要比过节隆重一些，村里最大的事情是杀牛，几乎每年都要杀一头耕牛来庆贺中秋。
双抢大忙过后，所有的耕牛都疲惫不堪了，尤其是年迈的老牛，常常连路也走不动了。村里共有二十多头耕牛，它们的平均寿命不到二十年，差不多一年可以杀一头。
可是上级有明文规定，耕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不准随便宰杀。所以我们先要写报告，说明要宰杀的是一头丧失了耕耘能力的废牛，经过大队和公社盖章批准以后才能宰杀。
村民杀猪都是在屋内，可是要杀牛那样的大牲畜，必须在露天操作，所以得选一个晴朗的日子才行。好在中秋之前已经是秋高气爽，很少下雨。
杀牛的那天早上，把牛牵到空地上的木桩边栓好。有年长的村民会说，你看，它已经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在流眼泪呢。围在四周看热闹的人趋前一看，那牛的眼窝下面果然湿漉漉的。
里陂上的村民可能是受了佛教的影响，认为那些今世造了大孽的人，来世会变成耕牛。耕牛终身辛劳不说，死的时候也不痛快。死后的牛皮做成鼓面，还要遭人捶打。
村民又说，牛眼看人大，鹅眼看人小。意思是说，牛虽然身躯很大，牛眼也不小，但是从牛眼睛里看出去，人是无比高大，所以牛只能俯首帖耳地听人使唤。而在鹅的眼睛里，人只有鸡那么小，所以鹅会勇敢地扑楞着翅膀，伸长了脖子，嗷嗷地叫着，冲上来啄人。
吃过早饭，杀牛开始了。先用两根很长的粗麻绳，在牛的两个前蹄和后蹄上方二寸的地方，分别做好活扣。每根麻绳有两个精干的后生掌握着，他们随时准备用力，把牛掀翻。
主刀的人是村里极有威望的角色。他走上前去，解开了木桩上的牛绳，左手紧紧牵住牛鼻子，右手提着劈柴的斧头。他看准了牛脑壳上，两只牛角根部连线的正中间的部位。据说那里有一块脆骨，一砸就碎。主刀人的右手猛地举起斧头，大喝一声，使出全身的力气，用方形的斧头脑奋力朝那脆骨的部位砸下去。
不管这一下是不是砸准了，那边四个后生同时用力，把麻绳一拉，牛的前蹄和后蹄分别收紧了。那牛站立不住，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腾起一阵灰雾，在上午的阳光里慢慢散开去。
四个后生飞快地把四个牛蹄攒在一起捆紧了，让牛蹄朝天。然后用两根直径三寸左右，八尺来长的杉木，分别从两边穿过了牛蹄和牛肚之间的空档。杉木的一头点地，另一头由后生用肩膀使劲掮住，这时的牛是背部着地，不能动弹，也不能叫唤了。
主刀人搬来了一只木盆，里面有一只碗和一把尖刀。他用刀从牛的下颏正中切开，沿着脖子划开牛皮，一直划到牛的锁骨处，再轻轻地把皮和肉分开，就像外科医生在施行手术。那尖刀沿着锁骨往里一捅，直中牛的心脏，牛血汩汩地涌流到了分开的牛皮和牛肉之间。主刀人放下刀，拿起木盆里的碗，不断地把血舀进木盆里，这就是“牛血旺”，村民俗称牛旺，有红火、兴旺的意思。
最后是“庖丁解牛”。书上说，庖丁解牛的刀几十年不用磨，是有可能的。牛的骨头缝大概有一到二毫米宽，筋膜很松，主刀人用刀轻轻一插就解开了，真是“游刃有余”。牛身上的肌肉群之间的筋膜更是松薄，好像用手指一勾就能挑开。后生们忙着把解开的牛腿和其他大段的牛肉掮到仓库里过秤，然后用铁钩挂起来。
生牛肉按人分配，每斤作价八角钱，在年终分配的时候从收入中扣除。可是年迈的耕牛不是专供食用的菜牛，这种牛肉无论煎炒炸煮，都不容易烧烂，牙口差的人根本咬不动。 我试过几次，找出了一种把老牛肉切片以后炒嫩的办法。关键是用木柴把铁锅烧到暗红色，倒入牛肉片，爆炒五六秒钟，立即起锅。
村民分得的生牛肉是不带骨头的纯肉。村里派人把剩下的牛骨和内脏放在大锅里煮，煮上十来个小时以后，除去了骨头的牛杂碎，就是“牛熟”。牛熟往往是按户分配，每斤还是作价八角钱。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牛杂碎和生的纯牛肉是一样价钱。再一想就懂了，一斤生牛肉煮熟以后，只有六两了。一斤牛熟，差不多等于一斤七两的生杂碎呢。
杀牛的第二天，把牛皮卖给沿陂镇的供销社，可以卖到二十多元钱。最后剩下的牛骨，用碓臼打成了骨粉，作为肥料撒到田里去了。
有一次，村里在中秋杀牛，由我操起斧头，击打牛脑壳上的那块脆骨。在煮牛熟的时候，我特意翻出那牛的头骨来查验，发现我砸歪了。
中秋的那天中午，村民全家围坐在一起，桌上的菜肴十分丰盛。刚分得的牛肉切成薄片，加上切碎的红辣椒，炒成了一大碗，闻上去香辣刺激；早晨刚杀的洋鸭切成块状，加上青葱烧熟了，在大碗里堆得冒尖，吃起来鲜嫩可口……
端起了桌上的酒碗，碗里斟满了鲜香凛爽的美酒，招呼一声：“吃酒！”琼浆玉液顺着喉咙，缓缓流进了肚里，这里的“吃”字应该读成“恰”。随着一阵“恰，恰”声，互相之间先谦让一下，接下来就是大快朵颐的时候了。
里陂上村民没有中秋赏月的习惯。倒是记得我们住在祠堂里的时候，我和薛志民在某一个中秋节的晚上，突然起兴要到室外去赏月。也许是生活在农村，经常可以看到月亮，当我俩拿着月饼来到祠堂外面时，觉得天上的明月和平时满月的时候一样，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可能是那年的中秋有点热，在外面没过几分钟，嗡嗡作响的蚊子就赶过来了，它们一点也不照顾知识青年的“小资情调”，直往我们身上扑。我和志民只好拿着没有吃完的月饼，匆匆忙忙地逃回房间，躲进了帐子。
责任编辑：日升 | 
发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