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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建丰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5年03月15日 00:01 上海
三、知青的新屋
1969年初全国知青大批下乡后，开始时各地政府对知青的管理是所谓的“劳民伤财”，即与劳动局，民政局、商业局、财政局都搭界。在永丰，我们被算作移民，归永丰县民政局管。1970年代初期，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知青办公室，简称“知青办”，统一管理全国一千多万下乡的知青。各级政府也相应成立了知青办。
知青办成立以后，国家拨了一部分款，要求各村专门为知识青年建造新屋。里陂上村得到了国家给的1500元钱，开始动工为我们盖新屋了。
不到半年，我们的新屋造好了，和村民造的传统新屋有些不一样。
新屋是坡顶平房，居住面积大约一百平方米。新屋内用松木板隔出了八间房和一个厅，每间房约九平方米。
按照要求，应该是一间房住两个知青，但此时我们九个知青中只有五人常在村里。于是我们用一间房作厨房，一间房吃饭，一间房堆干柴，其余五间房正好一人一间。厅里空着，供村里开会和每天晚上记工分使用。外来的干部在村民家里吃完了饭，也喜欢到我们的厅里来休息。 鞭炮响过，我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阴暗潮湿的祠堂，搬进了新屋。原来我们四个男生挤住在一个房间里，现在一人一间房，太好了。
我们的新屋建在村头，离田不远，虽然和大自然比较亲近，但有时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危险。
一天晚上村里开会，多数人坐在厅里，我的房间里也照例坐了几个人。突然，村民张寿仁叫了起来：“老夏，有蛇！”原来是一条巨毒的银环蛇（竹节蛇）正从我的床底下伸出头来。大家手忙脚乱地把蛇打死，扔了出去。
还有一天晚上，鸡窝里的鸡突然骚动不安，咯咯咯地乱叫。拿手电筒一照，一条毒性不强的蝮蛇（麻鸡婆蛇）盘在了鸡窝里。我只好壮着胆子，用火钳把那条蛇钳出来“消灭”了。
一开始，新屋里的老鼠比原来住的祠堂里要少很多，后来也渐渐多起来了。
我在床头横放一条长凳，当作床头柜，油灯放在长凳的一头，紧挨着床。床上一年四季挂着方帐。帐子不光要防蚊子，还要防老鼠跑到床上来。帐子顶上是老鼠的“跑马场”，有很多老鼠屎。
一天晚上，我和往常一样，睡觉前躺在被窝里，隔着帐子，凑着床头的油灯看书，那是一大享受。一阵睡意袭来，我正想吹灯就寝，一只半大的老鼠，顺着帐门的折缝，突然钻了进来，“误入白虎床”。我顿时睡意全无，翻身坐起，身上的汗毛也竖了起来。我顾不上多想，用被子作武器，对着老鼠猛扑。惊慌失措的老鼠沿着帐子，转着圈地跑，它想逃出去。我扑来扑去，抓不住它。
“哎呀我傻了，它只是想出去，帐子一开就行了。”我一掀开帐子，那只受惊的老鼠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记得有一次我去南昌开会，一周以后才回到了里陂上的新居。厨房的水缸里还有大半缸水，我照常舀水喝，照样淘米洗菜煮饭。
到了晚上，我和村民正在厅里开会，村民张富魁突然大叫起来。他是到我的厨房里找水喝，透过手电的亮光，富魁看见我的水缸底部有一只死老鼠，身体已经腐烂了。我赶忙把水舀出来，重新挑水来洗干净水缸。
我知道自己不小心喝过了这特殊的“老鼠汤”，很可能会生病。但是我不知道会生什么病，只能耐心等待着疾病来访问我。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我居然安然无恙。
这新屋留给我太多的回忆了。
我在这里用糯米酿造水酒、用稻谷做烧酒。遇到好朋友陆禹平或者夏元麟来了，我更是要炒几样好菜，和他们一起喝酒聊天。每逢我杀猪的日子，我起早做豆腐，上午杀猪、晚上在厅里摆上四桌杀猪宴，场面十分热闹。
文化革命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了“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四旧必须要批判，要禁止。我在文化革命初期，响应了破四旧的号召，把家里的一本《唐诗三百首》烧毁了。
在里陂上村住进新屋以后，我偶然借到了一本不知什么版本的《唐诗三百首》，不由得想起了以前破四旧的事，心里很后悔，便赶快抄录下来。
我从第一首张九龄的五言古诗《感遇》开始，一直抄到最后一首杜秋娘的《金缕衣》结束，一共310首。晚饭后，我在饭桌上点着油灯抄录唐诗，抄了将近二十个夜晚才完工。
我曾经在这新屋里，参照流传已久的格式，给村民写了一份买卖房屋的“绝契”。
“绝契”的意思，是指卖方卖断，买方买断，双方均不得反悔。旧时文书的细密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它和如今律师的文本有些相似，我把基本格式抄录在此。其中括号里的文字是“与时俱进”，为了因应新社会的需要而添加的。
后来，我又借到了一本讲诗词格律的书，依然是在新屋的饭桌上，把其中的五十种词谱抄录了两份，其中一份给了朋友夏元麟。在抄录诗韵（共106韵）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是国家推广的普通话里已经消失的十七个入声韵，比如“屋”韵是：屋木竹目福禄……陆禹平的“陆”是入声字，就在“屋”韵中。
过去农村的财主家里有人去世，会请和尚来做法事。和尚啵啵地敲着木鱼，口中悠扬地反复颂念“光明经”。到了1960年代，虽然做法事成了“迷信”，被禁止了，但是传统的影响还在，村民如果听别人唠叨觉得烦了，就会讥讽地说：“你念什么‘光明经’啊？”很巧，我得到了八十一个字的《光明解无经》，原来光明经是它的俗称，是用来超度亡灵的。
我知道农历十二月是腊月，但是其他的月份如何称呼呢？后来我看见一本“杂记”，才知道正月是端月、七月是瓜月、八月是桂月、九月是菊月，等等。如果用地支来称呼十二个月，正月对应寅月，十二月对应丑月。这本杂记上还有三十六种亲友称呼的上款和落款，以及送匾的格式，送各种包封（红包）的格式，等等。
以上的“光明经”和“杂记”，我均在新屋里恭恭敬敬地抄录如仪。
有点奇怪的是，我居然还在这新屋里抄录了毛主席去世以后，新政府颁发的短命的《第二次简化字方案》。
到了每年的农历十二月，新屋厅堂的板壁上要张榜公布各户村民年终分配的决算明细。我从鹿冈商店买来一种不起眼的米黄色纸张，约摸有四尺来长。纸的短边有二尺来宽，是没有裁切过的毛边，所以村民俗称为“毛边纸”。
我用普通的毛笔蘸着墨汁，在毛边纸上抄写决算的明细榜。毛边纸十分细密光滑，富有韧性，比当年我在学校里抄写“大字报”时所用的白色大纸还要好。毛笔走在毛边纸上那不涩不阻的感受，点顿撇捺的得心应手，墨汁在纸上不洇不化，真是奇了。
村民张四喜告诉我，毛边纸是永丰县本地出产的。县里盛产毛竹的上永丰地方，每年春天的毛竹笋子长到一人多高时，便砍伐下来，捶扁以后放入石灰塘里沤烂，再经过蒸煮、制浆等多道手工，才能做成毛边纸。
哎呀，这似乎是纸中之王“宣纸”的制作方法了。从毛边纸不洇不化的特点来看，它有点像宣纸中的“熟宣”呢。
我后来看过一篇文章，说是民国以前，逢到安徽宣州的“宣纸”供不应求的时候，往往要从江西各地采购调运一些纸张来应急，可以冒充真正的宣纸销售出去。
不过，如果宣州人真的要把永丰的毛边纸当作宣纸去卖，可能得改头换面，把它的毛边裁切成光边才行。
多年以后我在永丰县，曾有几次特意问起：“还有毛边纸卖么？”得到的不屑一顾的回答都是：“早就冇人做了。”
但愿永丰县传统的“毛边纸”，至今没有真正绝迹。
每逢过年，村里的家家户户要在自己家的大门、后门和边门上张贴春联，我会在新屋里忙上一天，给大家用楷书写春联。有一年，我得了一本隶书字帖，就开始试着用隶书来写春联。
我在新屋里錾过墓碑。先根据墓碑的格式，用毛笔在碑石上写好内容。在里陂上村，最上面的抬头不外乎是“鲤溪张氏”、“清河佳城”之类。然后用小铁锤和小錾凿，按照墨迹细细錾刻成阴文。写字的时候，写一竖是从上到下。錾刻一竖的时候，是从下到上，正好倒过来；与此同理，在錾刻一捺时，要从捺脚最后的笔锋处开始。
我小时候学写毛笔字，临的字帖和很多人一样，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那应该是从碑上拓下来的。因为錾刻过墓碑，我可以想像出来，柳公权所在的是唐朝，当时石工们錾刻石碑的时候大概是怎样工作的。
里陂上村民去世后所使用的灰黑色墓碑，碑石是永丰县本地出产的，在鹿冈商店就能买到。质量不好的灰黑色碑石上，时常会有白色的矿物结晶，俗称“石屎”，石屎十分坚硬，很难錾刻，用錾凿一錾就会脱落，是碑石里质量较差的一种。
没想到多年以后，永丰这种带有“石屎”的黑色石材经过打磨和加工，成了中国小有名气的供人赏玩的菊花石。“石屎”变成了白色的菊花，菊花石的价格当然很高。
同一种石材，用作墓碑时最好没有石屎，供人赏玩时追求的就是石屎的数量和形状。 村民至今没有赏石的雅好，他们购买墓碑时，依然尽量选用没有“菊花”的石材。
我还在新屋里接待过一位十分重要的客人——马立平。
我和马立平的通信并不频繁，大约每个月鱼雁往返一次。说实在的，我们各自的工作都很忙。我只到村前大队的小学去看过她一次，她正在上课。只能在她下课以后，回到和陈亚平老师共住的卧房兼书房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上一会儿话。
1976年的一天，马立平有事到鹿冈，午饭后悄然弯到里陂上村来看我。我忙不迭请她到我的房间里，让她坐在小木椅上，我则坐在对面的床沿上。
马立平看见我抄写的贴在墙上的语录，有点惊讶。那并不是到处可见的毛主席语录，而是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鲁迅的小说《故乡》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有积极的意义，便抄写了贴在墙上。
鲁迅先生在前面还有一句：“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句话在很多人看来，是比较消极的。我虽然心里同意鲁迅的这个说法，却不敢贸然抄写在墙上。
马立平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回村前去了。
1979年2月，我带着返乡的行李和里陂上村民送我的锦旗，离开了这知青的新屋，回上海了。
后来，永丰和鹿冈的“知青办”在撤销以前，知青办的干部来到里陂上，要求村民购买这批当年专门为知识青年建造的新屋。毕竟政府当时曾经拨了一部分款，他们想收回这些钱。里陂上村民张贤宗和张四喜各出了几百元钱，买下了我们的新屋。 1998年我回到里陂上村，那屋尚算完好，大门上那残缺的对联还是我二十年前的墨迹，大门下方的狗洞被堵死了，里面是村民的柴房。
直到2002年我女儿高中毕业，已经是成年人了。放暑假前，我对女儿说：“今年要带你们回国，去一个你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女儿立刻插嘴回应：“里陂上！一定是里陂上村！”
我们全家从美国回到里陂上村，在当年知青屋里的大门上和里面的板壁上，还能看到我在二十多年以前写的一些字。
2002年回里陂上，我的两个孩子总算是在中国的农村亲手割过了水稻，也试着牵了一下耕牛，满足了我多年以来的心愿。虽然只是仪式，却代表了我们父子两代人的传承，表达了对中国赓续千年的农业文明的敬意。
责任编辑：日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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