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来源：腾讯短史记
今年是鲁迅去世80周年。《短史记》栏目将陆续推出专题，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本期聚焦：鲁迅和青年们的关系。
郁达夫：鲁迅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在与攻击他的青年搏斗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1938年，好友郁达夫在香港《星岛周刊》刊文回忆鲁迅，其中写道：
“他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最初，是高长虹等，其次是太阳社的钱杏邨等，后来则有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他对于这些人的攻击，都三倍四倍地给予了反攻，他的杂文的光辉，也正因了这些不断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练与光辉。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①
鲁迅乐于提携青年，是出了名的。那么，为何又会有这么多青年攻击鲁迅，以至于其“全集的十分之六七”，都是与青年们“搏斗”的产物？
左联成立前，青年们围攻鲁迅三年之久，郭沫若骂得最狠，说鲁迅是封建余孽、不得志的法西斯
郁达夫当然没有诬蔑青年的意思。事实上，从1927年始，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翼青年们，确曾集中火力攻击鲁迅长达三年之久。成仿吾说鲁迅“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是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已堕落到“趣味文学”的绝路上；冯乃超嘲笑他“醉眼陶然”，成了社会变革的落伍者；钱杏邨说鲁迅笔下“没有光明”，只会“利用中国人的病态的性格，把阴险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语句，来混淆青年的耳目”，若不“接受批评，幡然悔悟”，则前路“只有死亡”；……。这当中，要数郭沫若（小鲁迅十岁）骂得最狠。1928年夏，郭化名“杜荃”，刊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对鲁迅大扣帽子，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②
这种攻击，直到1929年底才告终止。李立三要求太阳社、创造社停止攻击鲁迅（据夏衍讲，“太阳社那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党员，后期创造社的绝大部分都是新党员”），指示吴黎平、潘汉年等人“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③潘汉年因曾参与攻击鲁迅，被鲁迅反讽为“年轻貌美、齿白唇红，……是天生的文豪”，故找了未参与围攻鲁迅的冯雪峰，要他去向鲁迅疏通，请鲁迅出来做新成立的“左联”的盟主。
郭沫若化名骂鲁迅的文章，看于创造社官方刊物《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左联前期，鲁迅作为盟主备受尊崇，但盟内青年们并不认同和服从他的意见
做了左联的盟主，并不意味着鲁迅在思想上获得了盟内青年们的认同。夏衍在晚年坦承：“在成立左联的时候，我们在组织上服从了党的意见，与鲁迅实行了联合，并以他为左联的领导人，但在思想上显然与鲁迅还是有差别的。”④所以呢，左联的行动，事实上并不以盟主鲁迅的意见为准。
1930年4月底，左联召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要求所有盟员都要动起来，都要上街，要把五一劳动节变成一个“血光的五一”。盟主鲁迅没有被通知参加此次会议。鲁迅是反对这种街头政治运动的，在他看来，上街刷标语发传单搞集会，不是文化人应该做的事情。他曾援引过列宁的话为虎皮，主张真正的革命者应优先致力于风俗、习惯上的改革。⑤
但他的话没有人听。茅盾回忆说，“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受着尊崇的主帅，只好对茅盾自嘲：“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其实，“我还是写我的文章”也是只有盟主才能享有的特权。1930年秋，因为“组织说我写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动才算工作”，盟员蒋光慈愤然退出组织；同年冬，身为左联发起人之一的郁达夫，也因为强调“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被开除出了左联。⑥
左联后期，青年们的攻击，让鲁迅“寒心而且灰心”，生出了幻灭之感
1931年底，左联上街之风回落，转而致力于文化领域的批判。首当其冲被批的，是学者胡秋原提出来的“自由人”观点。胡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局限于阶级和政党，应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上发声，允许革命文学存在，也要允许小资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存在。
鲁迅没有直接参与对“自由人”的批判（但他并不认同胡秋原的“自由人”文艺观，文章《论“第三种人”》曾隐晦而尖锐地嘲讽了胡秋原）。只是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刊登诗歌《汉奸的供状》，恐吓胡秋原“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后，鲁迅公开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想要挽救该诗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冯雪峰当时正与胡秋原接触，欲通过胡来做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鲁迅的文章，安抚了胡秋原，却激化了左翼文学青年们对鲁迅的不满。祝秀侠化名“首甲”、钱杏邨化名“方萌”、田汉化名“郭冰若”，刊文批判鲁迅反对辱骂和恐吓，是“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是在“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号召革命的诗人不要怕“见血”，只要骂的对象没错，“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负责编辑刊发那首恐吓诗的周扬，此后与鲁迅关系之恶劣，更是众所周知。⑦
1934年春，左翼青年们的攻击，已让鲁迅生出了幻灭之感。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曾感慨：“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⑧1935年春，在给萧军的信中，鲁迅又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⑨1936年春，冯雪峰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自延安重返上海。鲁迅对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而据胡风披露，冯雪峰曾私下对他如此评价鲁迅：“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他只是签一个名。”⑩
当然，即便如此，鲁迅仍坚持留在了左翼文学阵营之内。1936年托人送给毛泽东的火腿，即是明证。
左，1988年，邓颖超会见胡秋原；右，胡秋原1938年出版的著作。鲁迅虽然反对恐吓胡秋原，但他并不认同胡秋原提出的“自由人”文艺观，在文章《论“第三种人”》中，鲁迅曾尖锐嘲讽胡秋原的这种理念
注释 ①郁达夫，《忆鲁迅》。②《创造社太阳社在革命文学倡导中对鲁迅的围攻》，《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13，P168-185。③吴黎平，《长念文苑战旗红——我对左翼文化运动的点滴忆》，收录于《左联回忆录》。④夏衍，《“左联”成立前后》。⑤鲁迅，《习惯与改革》⑥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⑦首甲等，《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收录于《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第1卷》。⑧鲁迅，《致曹聚仁》，1934年4月30日。⑨鲁迅，《致萧军、萧红》，1935年4月23日。鲁迅，《致萧军》，1935年4月28日。⑩胡风，《鲁迅先生》，收录于《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 
发表于 2016-10-21 15:2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