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经典是打开人生的正确方式

爱珍

2016年10月03日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经典正在被日益边缘化

　　这已是毋需回避的事实。不信可以去问问小学生，有几个孩子在课外另读过安徒生和格林的其他童话？去问问中学生，除了语文课上读过篇幅短小的少量中外名著，是否在个人的课外阅读中启动了有一定规模的经典处女读，是读过十几本还是一本也没有？再去问问大学生，除了本专业的必读和选读，成系统地读过多少中外文学经典？有否做过读书笔记或写过读后感？
　　

    据统计，现在在中国，年人均读书不足五本，那么其中是否有一本是经典？对于可能的回答我是不乐观的。
　　

    如果说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学子和知识群体有读经典的严格要求和悠久传统，那么在经典被当作“四旧”和“封资修”而遭禁毁的年代，优秀文化的罹难，直接造成了几代人精神贫困的悲剧。那时我所在的大学中文系，就古代文学的内容是否可以继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竟有断然否定的言论以革命的名义出现。传承文化的大学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物极必反，到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中国社会阅读中外文学经典的热情普遍高涨，这从各大出版社重印大量文学名著和新华书店门口时常排长龙就可看出。这也可视为在长达十多年的精神饥荒后开仓赈灾式的补救行为。在这一阶段，出版者与读者可谓供需一致，心心相连。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学习机制和文学创造机制得到了极大的启动，换回了文化的欣欣向荣。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文化的多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以及创作、出版、发行全方位过度的商业化，大量无意义的文化快餐充斥市场，而它们又养成了社会浅阅读的不良嗜好和习俗。不到二十年光景，经典似乎不再被需要，至少不再是精神的必需品，有时只是陈列在土豪书柜里的装饰品。在大量只提供浅阅读的通俗读物的冲击下，在大众文化的包围中，经典或者比较严肃的纯文学作品就受到冷遇而被日益边缘化。

　　何谓经典

　　既然经典已被忽视和边缘化，那么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就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经典。在这里我无意于提供一个词典式的定义，主要侧重于描述。
　　

    在我看来，经典肯定是原创、新颖、横空出世、与众不同、空前绝后、深深打上自我印记的作品。不仅如此，它们的生命力是如此久远，虽然创作者已经逝去，但由于其杰作长留人间而使他们的名字永垂史册。这些杰作越千百年仍能激起人们的阅读热情，吸引无数的后来者作跨时空的审美朝圣。一代又一代的写作者奉之为楷模，从而成为永远值得继承的遗产。经典肯定是名著，名著却不一定是经典，只有经得起时间淘洗并可以重复阅读的名著才可能是经典。经典是一份幸存者的名单，因为它们一要得到保存，二要流传，三要进入公认的文学史学。进入各种选本和大学教科书，最后进入文学史，这是它们得以流传和承认的大致历程。但这个历程还只是一个没有最终定论的过程，因为可能进入过多或被误判，遴选者的评判标准过于宽松甚至出了偏差。由于这种种不确定性，经典化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曾经被认为毫无疑问的，最后可能出局，曾经被忽略和被淘汰的，最终可能被重新发现。所以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的历史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有些人迫不及待地把经典的桂冠献给一部刚刚出版的作品，不知是因为天真还是出于阿谀。
　　

    经典应该是心智的成熟、文体的成熟和语言的成熟。这三者不无内在的联系，但并不是说有了一个成熟就有其他两个成熟，因为它们又有各自的要求，代表了文学的最重要的方面，三者不可或缺。有的作品因为反复被宣传，弄得名声很大，但往往缺少思想，或者缺少长篇的丰赡，时见捉襟见肘，或者语言生涩，这任何一方面的缺陷使它总归有一天会被淘汰。所以纵观一部文学历史，真正能够得到公认的经典作品不会太多，得到公认的经典作家相对更少，因为他们一人可能写出多部堪称经典的长剧、长篇和更多的短章。对经典作品和作家的认定，存在过严或过偏的现象。例如艾略特，甚至认为英国文学没有经典，莎士比亚和弥尔顿都不可能获得经典作家的头衔。这种虚无主义的言论莫非暗藏着自己的野心？因为当时他已从美国移民到英国。南非的诺奖获得者库切曾明白地提出了怀疑。我比较倾向对欧洲文学经典作家的如下排名：荷马、维吉尔、但丁、乔叟、蒙田、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弥尔顿、歌德、托尔斯泰、易卜生、普鲁斯特和卡夫卡。如果参照这个比较严格的名单，我认为中国的经典作家至少可以提到如下几位：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王维、杜甫、韩愈、苏轼、辛弃疾、汤显祖、曹雪芹、鲁迅。当然，这两份名单仍可适当增补。需要说明的是，非经典作家也可能创造经典作品。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煜和李清照的多首词作等等即是。

　　阅读经典是打开人生应有方式

　　庄子在《养生主》里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意思是：人生有限，知识无边。以有限的人生追随无边的知识，那就令人疲困。这句话自然不是反对求知，可以引申为因为生命有涯，在世难久，如果让各种拙劣之作充斥我们的人生，岂非白白浪费宝贵的生命吗？布鲁姆未必读过《庄子》，但他却不谋而合地说出了同样的道理：“我们拥有经典的原因是生命的短促。人生有涯，生命终有尽时，要读的书前所未有的多。”阅读经典是阅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关系到人的生命如何通过有意义的阅读和践行变得有意义。
　　

    经典既然是成熟心智的产物，所以阅读经典就是让自己面对伟大。今年适逢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他，这是其他任何一位作家享受不到的待遇。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三十七部戏剧，同时还是著名的诗人。其中四大悲剧和四大喜剧等都是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并不断被改编成电影的经典之作。尽管莎翁生前死后都受到过尖锐的批评，尤以托尔斯泰的批评最为激烈，但他却是地球上有史以来赢得最高声誉的剧作家和诗人。如歌德、雨果、普希金等等世界各国的大作家都给予崇高的评价。其中英国同时代的本·琼生最有预见性：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19世纪俄国理论家别林斯基也说得很到位：“通过了他的灵感的天眼，看到了宇宙脉搏的跃动。他的每一个剧本都是一个世界的缩影，包含着整个现在、过去及未来。”
　　

    莎士比亚的剧作为什么在各个国家、民族、种族的读者和观众中都会受到由衷的喜爱和引起极大的共鸣，许多研究者从文本、社会、历史各个角度去分析，固然不无道理。但很多人似乎都忽略了莎剧最根本一点，就是写出了人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弱点，无论是反派角色还是正面角色，都从不同侧面来表现出人性的密码，并因此产生了性格的冲撞、情节的跌宕、丰富的历史信息，以及“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雷特之问。读者和观众都是活生生的性格和情感的复合体，当他们发现那些活跃于舞台上的戏剧人物与自己的某些人性弱点竟会如此暗合，或者使自己恍然大悟时，他们的内心和情感肯定被深深击中了。再扩而大之如人类学家墨菲所说，在莎剧的表层下面，时常可以看到奇异的、未经分析的震撼力，流淌着一股恐惧和不安的潜流。而这一切自几千年来一直潜藏在人类的内心深处，织进我们最神奇的梦幻之地。莎士比亚的剧作让我们进出于这个梦幻之地，受到强烈的震撼。后之来者即使学到莎剧的一些皮毛，也照样能够得到若干成功。在莎士比亚以前的作家中，但丁的《神曲》就有类似的震撼力。之后歌德的《浮士德》、卡夫卡的表现主义小说亦都如此，只是表现形式殊异。在我开列的中国作家中，这种震撼力似乎不再来自人性的幽昧，而更多地来自人生的纠结和中国特有的神话移位。
　　

    经典对我们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隐含了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全部天才。如果我们不去接触，永远不会知道人类的心智可以达到如此辉煌的程度，那些天才们的创造如有神启。
　　

    经典赋予我们认知能力，认知自我和世界；赋予我们感受美的能力，抵抗丑和创造美；赋予我们懂得人生终极价值的能力，拒绝平庸委琐，追求尊严和自由。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在每部伟大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辨识出我们自己忽视掉的思想；它们以带有一种陌生感的尊严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现在有个流行句式叫“打开……的方式”，在此我愿以很真诚的态度来借用：阅读经典是打开人生的正确方式。因为只有人类自己创造的，又历经时间淘洗的经典，才集中体现了古今中外的智慧。其中文学经典更是体现了真善美的价值取向，使假恶丑暴露无遗。在这个价值发生惑乱的时代，多读一点经典，也许可以使我们，尤其是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有一颗澄明博大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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