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秋天起，鲁迅决意脱离体制，他既不担任公职，也不做教员，而是专事独立写作。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他选择了上海为定居地。有学者认为，鲁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基于战斗的需要──殖民文化与商业文化固然不堪，但却足以造成文化专制的缝隙，进而便于以笔为旗，展开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而另一方面则分明出于经济的筹划和生存的盘算──这里汇集了全国最多的报刊、书局以及其他经营性文化设施，只有这里才能为纸间的劳作提供丰足持续的版税与稿酬，从而去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这些都表现出先生清醒务实的经济头脑。”
这其实也是高看了鲁迅，他只是一个完全靠自己打拼的文人。师友们对他的帮助确实也开始见效，如蔡元培的介入，使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元，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共计14 700元，折合黄金490两。这些稳定的收入使鲁迅终于有了最后10年的较为稳定的生活。
1927年，鲁迅年收入3 700多元，超过了北京生活时期。1928年，鲁迅年收入5 900多元，其中一大半来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收入。1929年，鲁迅年收入15 000多元（合人民币100多万元），其中一大半来自他跟自己的学生老板李小峰打官司追回的版税，他的学生、北新书局的“书商”李小峰扣其版税，经协商分期向鲁迅偿还，据郁达夫说，总数有20 000元之巨。1930年，鲁迅年收入15 000多元。1931年，鲁迅年收入8900多元。1932年，鲁迅年收入4 200多元。1933年，鲁迅年收入1万多元。1934年，鲁迅年收入5 600多元。1935年，鲁迅年收入5600多元。……
也就是说，鲁迅直到生前最后十年，收入才算可观。陈明远说，“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9年间（1927年10月—1936年10月）总收入为国币78000多元，平均每月收入723.87元（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此系10年前数据，今人民币4万多元，相当于今天都市高级白领的收入。就是说，直到此10年，鲁迅才算有了“财务自由”。
可以说，鲁迅终生处在生计的纠缠之中。他跟当代“亚历山大”的“屌丝”一代一样，都有着生存的紧张，只不过，他对自己的生计有着务实的考虑。有人认为他是“理财高手”，说他的理财有几大特点：“不断跳槽转换工作”“多线程理财”“坚持亲自理财”“选择最佳经济地区”等，这其实是高抬了鲁迅。跟民国傍官傍商、长袖善舞的理财专家不一样，跟梁启超、胡适等体制内生存者不一样，他的理财真正是平民的、文人的。因此，他的言路、思路跟青年、跟大众相通。
把生计放在重要地位的鲁迅难以“免俗”，他说过，他跟高雅的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恐怕只好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酬。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他对青年对大众的劝告也极为实际：“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 他。”
鲁迅一生受气，其中多跟钱相关。直到临去世前几年，他还在跟学生打官司，李小峰克扣他的版税占他一生收入的五分之一；临去世前四年，国民政府不再支付他特约撰述员费用……这些事件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难怪鲁迅感慨：“在钱下呼吸，实在太苦，苦还不妨，受气却难耐……我想此后只要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
但鲁迅是强大的。他虽然为钱操心，但仍不遗余力地行非常之举。他对亲友、对年轻人、对陌生人的帮助是多样的。其中，他出资印行叶紫的《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曹靖华译的《铁流》以及纪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他对左联刊物、对柔石家属的捐助亦有案可稽。在邮局工作的孙用，将自己的译稿《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以求得帮助。鲁迅代其联系出版，垫付了230元的制版费，当书店付还一部分制版费时，他又用这些钱预支了译者的版税。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阿累在书店里捧读《毁灭》爱不释手，鲁迅得知他的钱不够，问他：“一块钱你有没有？这本只要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阿累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放到鲁迅的手里。……
我们从生计的角度看鲁迅，或者更能理解鲁迅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跟我们一样，为生计所苦，承受了一个现代中国国民的生之甘苦。也只有如此，从当时到现在，他丰沛的文字才感动了一代代在中国生活中挣扎并收获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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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5 17: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