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知青情 》知青文化(海南)论坛纪要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共中央党校支持下,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全国知青文化发展促进会(筹)联合主办的《中国梦知青情》中国知青海南论坛系列活动于5月22日至25日在海南省万宁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代表600多人和100多名在校大学生参加了会议及相关活动。海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符气浩同志、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希胜同志、全国知青文化发展促进会(筹)主任钟扬等领导同志出席。 当前我国各方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愈加激烈。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借知青问题研究,以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混淆视听,借文革问题全盘抹黑和否定上山下乡。说上山下乡政策是“历史的反动”,“是一场反社会的运动”、“违背人性的运动”,“总的来说是一个制度问题”、“这个制度是没有出路的”等等。以此来抹黑广大知青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为国家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努力拼搏、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其核心是走什么路、举什么旗、要不要坚持共产党执政和领导的根本原则问题。鉴于知青人数众多,知青问题比较敏感。这些言论通过网络等媒体扩散,涉及甚至会危及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其内容和实质已经不仅仅是知青问题的学术讨论,而是以知青问题为借口严肃的大是大非问题。而我们认为正面的声音却发声很少,反而成了弱势。这种现象激起了知青中广大共产党员和关注知青问题的社科工作者们的警觉和义愤。 此次论坛以实现“中国梦”为主旨,以弘扬延安精神和知青的爱国情、爱党情、爱民情为主要内容,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大量客观真实的数据、事实和史实,并结合知青自己的切身经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精心准备并宣讲了50多篇论文(全部论文将整理出版论文集)。回答和澄清了在上山下乡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和以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全面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言论。 论坛期间还举办了几代知青模范代表与当代大学生的互动交流,开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以多种形式高举鲜红旗帜,弘扬正能量,阐述和宣明广大知青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忠于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坚决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誓言! 一、此次论坛的共识和理论收获 1.知青上山下乡是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不是“文革”的产物 论坛在上山下乡与“文革”关系问题上取得一致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的知青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同志自1939年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提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和倡导的:知识青年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延续。其精神实质至今都是我们教育引导青年坚持的正确方向。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初结束的知青上山下乡,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长期以来都是落后的农业国。国家要强大,只有发展工业。而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里几乎全部黄金储备。社会主义制度和当时我国一穷二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国家只能靠农业来积累资金。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业非常落后。广大农村基本上还在使用原始的劳动工具,人口占全国80%以上,文盲达90%以上。这种状况不改变,就无法发展现代化农业,也无法完成为工业积累资金的任务,更无法解决发展工业必须的新增工业人口以及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吃穿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中学教育得到极大发展,中学生毕业人数激增,而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劳动的生产工具价格昂贵,不具备都安排到工矿企业的条件。根据我国1953-1983年平均每亿元投资可增加劳动力的统计,轻工业平均每增加一人需要6250元;重工业每人需要20000元。而农业生产劳动工具价格低廉,又有土地作为劳动对象,广大农村却恰恰缺少有文化知识的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和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大力号召和安排城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以形成新的生产力,加快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快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针对当时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和国防状况,共同提出并且实施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实践。其基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以抵制、粉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它是我们党一贯提倡、坚持的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在和平建设年代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方针。 知青上山下乡是党和政府在“文革”前就制定的,有着长远规划和部署的一项政策,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受到了“文革”的干扰。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主席作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语。1957年4月刘少奇副主席指出:“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同年10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第一次把知青下乡上山作为单独条款列入国家的发展规划。1962年下半年,国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下乡上山。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党和政府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 1963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的建议,我赞成。这种安置法给农业生产带去了文化。要把城里人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造成一种社会风气。他着重指出,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地编制15年安置规划。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城市青年只有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对他们很好地教育改造。邓小平总书记在1964年9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安置城市知青下乡以插队为主,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按照中央的部署,1965年8月,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综合各大区的安置计划,编制了从1966年至1980年的安置规划,全国15年共安置1100万至1200万城镇知青到农村。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工作期间,城镇动员了236.86万知识青年下乡,是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 所以,“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尽管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下乡人数众多,但这仍然是“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的继续和发展,仍然是国家在长期坚持和执行这一方针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宣布结束“文革”后,知青上山下乡仍继续推进了一段时间。可以说,既使没有“文革”,知青上山下乡会更有计划性的持续开展下去。在实践中,知青上山下乡政策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而不断调整。当城市和工业发展具备了必要物质条件,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特别是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所要达到的阶段性目标任务业已基本完成之时,广大知青陆续返回城市。从1968年开始实施的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宣告结束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知青上山下乡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号召并坚持,由政府组织,以城镇青年学生到农村和边疆为主要特征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长时间影响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农村和边疆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由于受到“文革”干扰,在实施过程中,从组织形式到管理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有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问题。但绝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上山下乡。 2.广大上山下乡知青做出的重要历史贡献必须肯定 论坛坚持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出发,以丰富、坚实的事实和大量原始数据,证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城市广大上山下乡知青,响应党的号召,在艰苦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条件下,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科学种田、发展教育、普及医疗,屯垦戍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进入新时期以后,他们奋斗在各条战线上,为推动改革开放、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做出了巨大贡献。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苦环境中经受磨砺的同时,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与农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推动了农村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农村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教育知识水平,架起了城乡之间交流的桥梁,为加快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近乎一代农村青少年都是知青的学生,无数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农民受到过知青赤脚医生的救治。知青当年建的水库和农业设施至今很多仍在发挥作用,当年知青开展的科学种田、科学实验发展生产的业绩老人们聊起来仍然津津乐道。40多年来广大知青与第二故乡的深厚情感和与乡亲们之间的亲密交往从来没有间断。40多年后的今天,知青上山下乡仍然受到接纳过知青的各地基层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人民的评价是衡量历史事件的重要标准。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知青,用青春和汗水,忠诚与智慧与祖国共命运,形成了以“爱国、奋斗、奉献、担当”为主要特征,以“承上启下”为历史责任的知青精神。它源于并与延安精神一脉相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是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部在党的领导下数千万知青的奋斗史、创业史、探索史。党和国家不会忘记知青的奋斗和奉献,共和国的历史上记载着知青浓重深厚的一页。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青年部 201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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