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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忠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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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1 15:27: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6-7-1 15:36 编辑


万里黄河,奔腾不息,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象征。图为黄河壶口瀑布,气势磅礴


但毛泽东不是神。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自己讲:“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毛泽东提到的四次败仗中,有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长征组歌》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与其说出奇制胜、神机妙算,不如说实事求是,灵活机动。正如陈毅的一句评价,“毛泽东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二过’。”伟人从来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及时纠正的人。土城失利后,毛泽东立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在古蔺、叙永一代受阻后又采纳彭德怀、杨尚昆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所以,毛泽东并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位完整的伟人。”金一南说,“没有伟人就没有伟业,没有真人就没有真理。什么是真人?说真话,办真事,信真理。发现真理,需要智慧;追随真理,则需要勇气。”


但我们今天,似乎把追随真理的过程描述得过于欢欣鼓舞。“由胜利走向胜利”,一谈到遵义会议,便常常会用到这句话。“我们掩盖了会议之后的大量艰辛探索,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看得太简单,把领袖的磨难看得太简单。”这是金一南的隐忧。


伴随必胜之信念的,必定是必死之决心。


伴随一路号角一路旌旗的,必定是一路硝烟一路牺牲。


父辈的生命色彩


那一双脚板,是踩着一路硝烟一路牺牲走过来的———那是父亲的脚板。


1983年,金如柏将军去世的前一年。


病房里,金一南生平第一次给父亲洗脚,那双脚板让他呆住了。一块块老皮,洗起来硌手。他不明白,父亲这样的干部,进出办公室有地毯,上下班有红旗车,脚上怎么这么粗糙?


父亲的回答令金一南心潮难平。“他告诉我,红军长征时期,有一段连草鞋都没得穿,脚板上磨出厚厚一层老茧。行军下来,抬脚一看,厚茧中又嵌进许多沙粒、尖刺。刚开始还往外抠一抠,时间一长也顾不上了。最困难的一段是被分配到机枪连,不但要光脚行军,还要扛沉重的马克沁重机枪,走小路或爬无路的山。直到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二军团的同志才给了草鞋穿。”


金一南一面给父亲洗脚,一面抬起头惊讶地望住他。“该怎样把当年那个赤脚行军、赤脚冲锋、赤脚扛马克沁重机枪的他,与眼前这个被各种现代化医疗设备包围的他相联系?该怎么将现在扶着拐杖才能走路的父亲,与当年那个闯过围追堵截、走过万水千山的父亲相对照?”


对父亲的疑问还远不止那双脚板。这个当年在江西永丰的农家子弟,为什么要离开家乡闹革命?这个在“文革”中含冤的“三反分子”“贺龙分子”,为什么不改对党的忠诚而留下“遗书”———“我死不瞑目,我相信党组织”?这个在革命年代和“文革”期间患上多种疾病,医生建议每天顶多工作半天的“老病号”,为什么要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像上足发条的机器一样紧张工作?


父亲仿佛成了金一南熟悉的陌生人。金一南感慨:“我对父亲的真正认识,是在他逝去之后。”


父亲去世后,金一南第一次回老家。绵绵阴雨中,他呆立在江西永丰金家村一间黑暗潮湿破旧的土坯房里。1930年,红军攻克永丰,父亲毅然从这间屋子走出去,加入了红三军。在后来的自传中,父亲写道:“自己斗争很激烈,闹革命就没有家。我这样的家是不容易离开的,主要对母亲有留恋,我走后家一定会垮。可怜我母亲从小养大我这个孤子是来养老的。”


金一南常想,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果没有“八一南昌起义”,没有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五次反“围剿”,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父亲他们这些人的命运又会怎样?“他可能终生务农,也可能靠着上过几年私塾,当个小学教员,做个孝子,在家乡给奶奶养老送终。但是有了这一切,于是一切都不一样了。”


“闹革命就没有家”,父亲再也无法守着祖母做孝子。解放后,父亲把祖母接到身边。祖母双目几近失明,难以辨认思念多年的儿子了。数年后的1972年,亲人难以相认的一幕竟再次发生——金一南随家人去探望“文革”中被关5年的父亲,父亲指着金一南兄弟问母亲:“那两个是谁?”那5年,金一南从15岁长到20岁,弟弟从13岁长到18岁。


但即便是经历这样的人生至痛,金如柏对党和军队的感情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忠诚。这样的忠诚,被金一南描述为“一真到底,贯穿始终,无二心,无异志,打掉牙齿和血吞,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是一种在极致状态下诞生的极致品格,类似石墨在高温高压下变成金刚石”。


金一南一直记得1979年随父亲南下考察的情景,一路上,父亲反复念叨“漳州、漳州”,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漳州到了,父亲不顾舟车劳顿,一下车就去找一个广场。在一处绿荫环绕的露天会场,他停了下来,眼睛里晶莹闪亮,“就是这个地方!变样了,都变样了!”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他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讲话。47年过去,父亲百感交集,站在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前,摸摸领章,正正军帽,像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并拢双腿,挺起胸膛。“在这个地方留个影。”他叮嘱道,“一定要照好。”


军旅作家朱苏进在为《开国将军轶事》一书作序时,曾诠释过这种不折不扣的忠诚:“那个时代的所有将军们,差不多都是被苦难所逼,被迫扯起战旗,投奔共产党闹革命,他们是别无选择而后成大器。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求生,而不是出于对军人职业的嗜爱、不是为了出仕为将才慨然从戎的。这就使他们的戎马生涯带有以命相搏、置死地而后生的彻底性。”


今天幸福起来、安逸起来的我们,能够理解父辈这种感情吗?我们是否仍然赞同他们不折不扣的奉献和至死不渝的忠贞?金一南自问自答:“我们可以嘲笑他们的不富足、不充裕、不美满、不宽容、不现代、不开放、不懂得追求个人幸福和安逸,却无法嘲笑他们的光荣与梦想,他们的热血和牺牲,他们在奋斗中表现出的那种超越个人生死的大无畏。”


“什么是他生命的颜色?”呆立在江西永丰金家村那间土坯房里,金一南曾试图通过走进父亲过去的空间,把父亲看得更清楚些。32年过去,今年出版的《心胜Ⅱ》中,他留下这样的文字——


“他们都不是完人,都有缺点,有错误。他们奋斗过,也挫折过;胜利过,也失败过。挨过整,也整过人;曾经过五关斩六将,也曾经败走麦城。他们的优长和他们的缺陷、他们的风采和他们的灰尘、他们的坚定和他们的顽固是这样令后人百思不得其解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我们今天既难分解开来,更难描述清楚的精神内涵和生命色彩。


“这是一批不折不扣的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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