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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7月01日 文汇报 首席记者 江胜信
1979年金如柏故地重游，不爱照相的他，一定要在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前留影。这是金如柏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我们的故事从国共两位将军说起：
1984年3月27日，军事战略家金一南少将的父亲金如柏去世，终年75岁。金如柏是开国将军。
同年9月，邓小平在京接见一位名叫陈树柏的美籍华人时，夸赞陈父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陈济棠是当年的广东新军阀，在台湾和海外被视作“反共英雄”。邓小平对陈济棠的评价令舆论一时哗然。
时光倒流80年，在同一片历史的天空下，金如柏和陈济棠一“红”一“白”，本是死敌。金如柏所在的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陈济棠麾下的粤军作为蒋介石的一粒棋子实施对中央红军的拦截任务。蒋介石连设四道封锁线，前三道，与红军暗中达成协议的陈济棠关照手下人“不受袭击，不准出击”，为红军留出前进通道。
直接参与协议的人，数十年间均守口如瓶。1982年，这一秘密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何长工的回忆录《难忘的岁月》中被首次披露，因时过境迁而复沉史海。直至1986年，香港《大公报》发表《陈济棠让路记》，真相才大白天下，真相连通了邓小平夸赞陈济棠的另一层深意。
而此时，金如柏却再也无法看到自己所亲历的这一历史细节。他的儿子金一南，将今天这一代人有缘看到的更多历史细节，一一呈现在《苦难辉煌》《心胜》等著作中。金一南年逾九旬的老母亲感慨：“你父亲要是在，能看到这书就好了。”
旋动时空的镜头审视历史，犹如退后几步鉴赏油画，占据眼睛的不只是一抹抹油彩，而是这些油彩互为关联，让整幅画面凸显明暗、纵深、主次。就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秘密，红军战士在行军途中看得清密林，却看不见密林背后敌军按兵不动的指令。唯有把历史交给时间，时间才会做出让后人豁然又唏嘘的裁定——当年出于自保的陈济棠无意间顺应了时代潮流；当年红军的战略转移终在“苦难”中千锤百炼铸就“辉煌”。
然而也有人独具慧眼，即使凑近历史的画布，也能看出油彩流动之“势”，甚至由他自己来挥动如椽大笔，将这股“势”导向心中的图画。这样的人是伟人。
在伟人毛泽东眼里，陈济棠所为不仅是历史偶然更是历史必然。红军之所以剿不灭、封不死、绝处逢生、浴血涅槃，不取决于出了个让路的陈济棠，而是几股白色政权角力而生的罅隙自动为红色种子提供了生存之基，中国共产党对民众力量的深刻认识并深耕细作终令这粒种子长成大树，拓成森林。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性和自觉，1930年，毛泽东在“南瓜、红米、几杆枪”的井冈山上，发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言；1938年，毛泽东又在蒋介石不敢对日本正式宣战、担心军火只能支持6个月的情况下，发出《论持久战》的檄文。
这种底气，金一南将军认为是“心胜”，即首先在心中战胜对手，它是迈向胜利的第一步。继2013年7月推出 《心胜》之后，他又在今年再推《心胜Ⅱ》。
在《心胜Ⅱ》“唯有真人能自觉”的章节中，金一南认为中国革命“最大的幸运”，就是拥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极富历史自觉的领导者，“当队伍丢了魂的时候，他们就是队伍之魂”。金一南又在“生命的本色”章节中缅怀父亲，指出父亲那代人是“不折不扣的真人”，父亲的“幸运”，是赶上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狂飙突进时代，“在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父亲成为参与创造历史的奴隶中的一人”。金一南写给自己的章节是“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他并未说自己“幸运”，但他说：“时间给予我们最严峻的磨练，也给予我们最高的奖赏。”
当红色历史在眼前铺陈，当红色基因在血脉中流淌，当“做真人”的红色家风在胸中激荡，当红色情怀在著述中或讲台上喷薄，当红色课堂开赴高原、海岛、边防、岗哨，当红色传统像种子一样撒进你我心田，这不正是金一南的使命和幸运么？我们随着他看到父辈在苦难中酿成的坚忍、激情、光辉，到历史中“获取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进而化成当下依然需要的精神力量，这不也是我们的幸运么？
伟人的智慧和勇气
再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个历史细节，陈济棠为什么要给红军让路？
陈济棠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红军和蒋军，是陈济棠长期畏惧的力量。在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时，蒋介石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意欲将红军压入粤境，使红军腹背受敌，同时又削弱粤军，可谓一石二鸟。瞧出端倪的陈济棠采用了两面做法，一面假意配合蒋军拦截红军，一面暗中建立与红军的通信联系。1934年7月，陈济棠与红军达成停战协议。
陈济棠“让路”之后，便是白崇禧“让路”，前者尚与红军有秘密协议，后者则纯属白崇禧对个人利益的精心谋划。1934年11月中旬，蒋介石在湘江给红军设下第四道封锁线，广西军阀白崇禧部队由南向北，湖南军阀何健部队由北向南，形成夹击之势。坐等捷报的蒋介石哪里料到，白崇禧竟以平复广西为借口，擅将南北战线调整为东西战线，为红军渡江留出一道60至80公里宽的大口子。
白崇禧为什么这么做？ 金一南援引了后来解密的桂系资料，里头有一段白崇禧在广西高级军事会议上的发言：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我如果把红军完全堵住，朱毛过不了湘江，必然掉头南下进入我广西，老蒋的中央军就要跟进广西，在解决朱毛的同时，把我广西也解决了，不如留着朱毛，我们战略回旋余地还大些。
关于白色政权之间的算计和争斗，毛泽东早在1928年的井冈山上就完成了俯瞰。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邓小平后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小平同志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知道，毛泽东第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关键命题。”金一南说，“请注意，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没有提到党的领导，没有提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是立足中国大地，分析中国国情，他找到的是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规律。”
陈济棠“让路”、白崇禧“让路”直至后来的西安事变，正是这条特殊规律的一次又一次佐证。金一南在《心胜Ⅱ》中写道：“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三位一体，中国整个局面大改。这不是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和战争吗？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这一条，才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缝隙，才能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地从这缝隙中把刀切进去，
“把牛分解了。”蒋介石却认识不到，他看到的只是30万红军到陕北只剩下区区2万多人。西安事变令蒋方寸大乱、痛心疾首，他在日记中留下绵绵遗恨：“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毁)于一旦。”毛泽东的先知先觉与蒋介石的后知后觉，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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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1 15:2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