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6-6-24 09:33 编辑
一路同行心心相印
那辆旧式带篷骡车一路南行，经廊坊转道天津。
北京至天津，大约一百五十多公里，坐骡车赶路，需费时两天。两个同路人，一路颠簸，一路风尘，一边赶路，一边交谈。历史为陈独秀和李大钊提供了一次可以更广泛交流、更深入沟通的机会，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南陈北李”在这段行程中“相约建党”的猜想。
其实，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关于建党早有“相约”。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早在1918年下半年，即十月革命还不到一周年的时候，李大钊就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试看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陈独秀也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
假如说，陈独秀于1919年1月在 《除三害》一文中提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政党时并没有明确是何种性质的政党，那么，在三个月之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他们联手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纲领中的一段：“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地位……”，就可以看作是他们对组建共产党的共同认识，也可以认同是他们之间的一种“相约”。
而这种“相约”很快就体现在了“南陈北李”遥相呼应的建党准备之中：
1920年2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上海工读互助团；1920年3月，北京工读互助团也相继成立。工读互助团拟定了实施步骤：“第一步巩固团体的基础； 第二步扩张我们的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4、5月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的建立，既为建党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也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是实现建党的第一个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
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南陈北李”再没有过像在京津道上那样可以畅谈的机会，但是，心心相印、心心相约的那一道辙痕始终都在延伸。
日月双星照古今
在那一道辙痕的延伸中，走来了一个我们绝对不能不提到的人，那就是由共产国际派遣而来的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他直接走进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进程。
在1920年4月初，维经斯基首先走进了北大红楼这一座用红砖建成的建筑，走进了红楼一楼东南隅的两间西向的屋子。这是北大图书馆的所在地，也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办公的地方。维经斯基对中国的五四运动早有耳闻，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后的信息又格外关注，因此，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后，维经斯基直接就对李大钊说，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维经斯基的这个想法与“南陈北李”的“相约”不谋而合，李大钊自然十分认同和向往。但是，既然“相约”，就须“相谋”，在李大钊看来，作为建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陈独秀更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了。因此，李大钊立即写了一封信，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同陈独秀商谈。
在1920年4月下旬，拿着李大钊亲笔介绍信的维经斯基走进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里，原先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住处，恰好柏文蔚搬离上海，而陈独秀又曾经当过他的秘书长，因此，就成了陈独秀寓所。随后，《新青年》从北京迁来上海，这里同时又是《新青年》编辑部。对于维经斯基的到来，陈独秀十分高兴，他坦诚地对维经斯基说：“我同李大钊相约，在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你们的来访正是求之不得。”
维经斯基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会面，加快了建党的步伐。1920年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寓所聚会，决定成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会上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老农专政、生产合作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8月征询李大钊的意见后，正式定名为“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由于实际上起到了各地组织发起的作用，亦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作为李大钊与陈独秀的联络人，北大学生张国焘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8月底，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京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随后复信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最初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由李大钊任书记。在11月底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时，又有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包括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等人。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这是五四运动和中共创立时期盛传的一首嵌名诗。当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几乎同时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那一夜的出行，想起了天边的星辰，想起了星光下的那一道辙痕……
那一道辙痕正在延伸，而且将无穷尽地延伸。
李大钊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大造舆论，指出：“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陈独秀也同时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大声疾呼：“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和北京共产党小组相继成立后，全国各地群起响应——
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全国及海外先后成立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旅日、旅法等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早期党组织的相继成立，为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份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也应运而生，在黑暗的中国，第一次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战斗口号。
信仰，永远在路上
然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1920年2月的那辆骡车还在人们的思路上继续行进时，谁也没有想到，同样的一辆骡车竟会出现在李大钊最后的岁月之中：1927年李大钊被反动军阀绞杀，1933年，北平地下党组织为他举行了公祭，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擎举着一副巨大的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就在公祭后准备下葬时，一辆匆匆驶来的骡车出现在了送葬的七百多人的各界人士面前。这辆骡车进入墓地后，赶车人拉开布帘，从车上抬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
这是李大钊一生中的“最后一辆骡车”。但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上，却没有“最后”，也不可能有“最后”。共产党人的一生可以是短暂的，但把无数个共产党人的短暂的一生连接起来、延续下去，就是长长的征途上的长长的辙痕。
车辚辚、马萧萧，将永远应验着、印证着中国共产党人最最坚定的信念：信仰，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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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4 09:2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