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身后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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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吴建民之后，谁还与民粹辩论？》和《我们为何沉痛悼念吴建民？因为他读懂了世界潮流》两篇文章是悼念不幸去世的外交家吴建民先生的，而《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一文则是不久前吴建民一篇讲演的记录稿。把这三篇放在一起，一是表示老辰光网对吴建民先生的悼念，对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外交家的勤奋敬业精神的肯定。二是对吴先生在辩论和演讲中表达的观点表示质疑，比“鸽派”“鹰派”争论更为重要的是立场观点。所谓“拥抱普世价值”，所谓毛泽东不搞改革开放是因为一生很少出国，对毛泽东时代经济上的赶超英美和三年困难挫折嘲讽为“头脑发热”“发疯”“倒大霉”，则是“轻薄为文洒未休”了。文中以斜体标出。

新浪锐见：吴建民之后，谁还与民粹辩论？

2016年06月18日

资料图：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 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

　　新浪新闻特约评论员：曾颖

　　6月18日早晨，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不幸去世。吴建民于1939年3月30日生于重庆，1959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现任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整个上午，网络和自媒体被这条信息刷屏了。人们各怀心思地在转发着这条信息，有沉痛的，有惊讶的，有伤感的，有狐疑的，也有幸灾乐祸的。这与一直以来吴建民在媒体和公众中的反响和形象，是大体相契合的——在那里，有人认为他是优秀的外交家，有人认为他是学富五车的学人，有人认为他是充满理性思考能力的智者，有人认为他是“典型的鸽派”，有人认为他是需要补充钙片的“软蛋”与狼为善的东郭先生，还有人谩骂他是“汉奸”。

　　吴建民的影响力，也因各种尖锐的分歧，而超越了其作为一个“前”大使的身份，而成为一派意见的代言人和领袖。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对于他的意外去世，人们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如果去除这些观点中的极端成分，选择一个最大公约数，那么，对立双方恐怕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吴建民之后，谁还能站出来辩论？”当然，得到这个结论的双方，其态度也是泾渭分明，喜忧不同天的。

　　吴建民的理论水平和话语能力以及强大的知识积累和资历积累所造就的影响力，在支持者和反对者那里，以爱与恨的方式存在着。喜欢并支持他的人，认为他认清了世界发展的大势，并为中国的外交事业甚至大国崛起，指明了一条各平发展的康庄大道。认为他对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研究与批评，是这个国家健康发展的清醒剂；而反对者则认为，他的和平认识世界的方法，与世界现存的秩序和内在运作规律不符，是官僚加书生气的世界观，会使国家和民族陷于软弱和落后的境地。而按照“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这种指导思路将导致“忘战必危”的后果，是会害国害民的。

　　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这两种说法，其实是占据了问题的两端，也局部地说明了当下中国所处的真实的外交和国际生存状态。这仿佛是大象的两个部位，都局部地代表了大象本身。只是各自以不同的专业，切入到相同的事物中，并各自得出了自己的答案。这样的分歧，并不是可怕的，而是有益的，它基本符合客观事实。大家都是站在自己的专业角度对问题发出合符自己职业尊严的结论，如果对其综合分析考量，必然会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并将国家的外交，带向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的良性发展轨道。反之，如果以盲人摸象的方式，将各自摸到的部位，盲目地夸大，甚至以为自己独家掌握了真理，那么，后果将会是非常可怕的。极端往往导致偏执，偏执就是灾难的前提。

　　而当灾难发生之时，国家、民族，和个人，将承受难以估量的痛苦与损失。遍翻历史，这样的正反例子，举不胜举。这也是许多人对吴建民的意外去世感到惋惜和担心的最重要原因。人们担心会因为这个重量级的意见人物的离去而发生舆情天平失衡，担心这种失衡产生于国于民不利的后果。

　　但可以肯定地说，与吴建民意见一致的人，也并不在少数。一个国家是否通过和平谋求发展和生存空间的思路，也不是一两个人或几通尖锐交锋的辩论所能够左右的。广泛而深入的辩论，只能让问题变得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晰。而当问题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也就是理性之门开启的时候。许多用情绪而非头脑思考的极端主义者，就是因为所掌握的信息太过于偏狭，而变得缺少理智。而理智，也是可以通过信息的透明和学习与感悟而得到提升的。

　　吴建民走了，但分歧没有走。辩论、争执甚至谩骂还将继续。只是，希望这种分歧，不要产生偏执的后果。这个历经苦难，刚刚过上几天安稳日子的民族，经不起折腾！

我们为何沉痛悼念吴建民？因为他读懂了世界潮流

时间:2016-06-19  作者:马图斯

吴大使走得太突然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令他最后的时光定格在2016年的6月18日。他才77岁啊，他有多少共和国的外交智慧啊！他的逝世，是国家的损失，是时代的损失。     今年年初，他与胡锡进的辩论，可以写入中国外交史。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家，他厉声批判了社会间蠢蠢欲动的民粹激进主义，此言一出，振聋发聩，可谓是混浊中的理性之声，具有现实意义。        早年，吴建民在多个外交场合中，也多次发过狠话，对于西方媒体关于“人权”的指责，都有力地回击。人在其位，捍卫国家利益，这是职务行为，无可指摘。但是，作为言说者本人，吴建民也观察到，这种表态看似正确，效果其实很不理想。因为话语之中，本身带有幼稚的对抗情绪，无法说服西方媒体、外交官，更是把自己逼到了墙角。看似占了便宜，实际上吃了更多亏。为什么中国总会被各路媒体妖魔化，有时甚至跟我们无冤无仇的北欧、拉美媒体，都会黑中国，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没有关起门来的外交。你的表现，全世界都会看在眼里。谦虚或狂傲，平和或偏激，都能根据一段视频、一篇文章分析得出来。吴建民认识到，这个世界的逻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社会已经不再是黑暗丛林，诸多国际规范已经将这个世界变得秩序井然。        这是吴建民思考的内容。因此，他说，“我们意识到，全球化是进步的，我们进去了，取得了大发展”。        本来，改革开放30多年，大家对这一结论是非常认同的。但是到了最近，有一种狂躁的思潮在涌动，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是时候该挑战美国的霸权，争老大了，或者说要另起炉灶，重新确立国际政治规则。这其中，当然有取得成就的巨大喜悦及扬眉吐气的快感。但是，若不能保持冷静，必然在国际上遭遇非议。一些结构性的矛盾接踵而来，尤其是，2015年中美在南海问题上摩擦，一度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在这样的氛围下，民间出现了“愤青思潮”，以《环球时报》为例，很多人在南海问题上轻言战事。        吴建民说，“我们正确地认识了世界，就有大发展，错误地认识了世界，就要倒大霉。”如今的中国，处于崛起的前夜，一个和平友好的环境是绝对必要的。争取更多的支持，寻找更多的合作，这是必须的。不能因为一时义气之争，而葬送了今天的大好局面。“中国这个势头，是鸦片战争以来是第一次，这个势头丧失了，再要找回来，也未必找得回来。”        后来，这个讨论被媒体放大，让一个学术之争具备了公共性。胡锡进的介入，让这个事件变得家喻户晓。坦白说，胡锡进不配成为吴建民的对手，因为他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并不真诚。但是，这两人的对话，却折射出中国思潮两个维度——是要拥抱世界、拥抱普世价值，还是要自立门户、以对抗的姿态“扬我国威”？更往深处说，是要继续改革开放，还是要拒接全球化搞自己的一套？        民粹思想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它表明是为民请命，为民族争气，实际上带有极大暴戾之气，容易变成极端思潮。就如反日游戏中打砸抢的众人，举正义之名，做违法之事。如当代“义和团”，一群乌合之众，在京城内大肆闹事，甚至直接招来八国联军，却不堪一击。误国者，就是这种人。        民粹主义者曾将吴建民称为“软蛋”、“汉奸”。事实上，我有同事在香格里拉峰会上目睹吴建民主持国际论坛时的风采，对吴建民的强硬、果断深表敬佩。当时有一代表故意使用小语种，让会议变得拖沓，而且离题万里，吴建民直接将其打断，保障了会议的继续进行。在捍卫中国利益上，吴建民毫不含糊。我也反对将他称为“鸽派”，他虽然倾向于和平妥协，但他为的是中国的真正崛起。让我说，他是稳健派，是理智派。吴建民绝不是软，他有勇，更有谋。    相比而言，那些所谓的强硬派，都是嘴上强硬，一打就怂。导弹熊说得好，“他们不是鹰派，是乌鸦派。”        吴建民的去世，我最担心的是愤青路线缺乏制约，肆意狂奔，最后让中国走向孤立主义，甚至背离了对和平的承诺，最终失去大好势头。要知道，中国目前仍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世界上有多少曾一度快速发展的国家，最终栽在这个陷阱中，苦苦挣扎，前功尽弃。        中国的崛起，绝不是30年就可以完成的。我们都是爱国者，在这个时代节点中，多点耐心，多点理性。奋发有为是好事，但更要审时度势。吴大使的去世，我们深表痛心，更为中国的未来担忧。

吴建民：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

2016-03-31

编者按：3月30日下午，前中国驻法大使、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在外交学院沙河校区面向校内外师生作了一次关于“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的精彩讲座，主持人为外交学院现任院长秦亚青教授。本次活动由外交学院团委主办，团委组织部承办，外交学院青年马克思主义学会协办。此文系田竟杰根据秦谦的初稿整理而成，不代表本会立场。

秦亚青：请大家就座。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吴建民院长。今天所有参加的学生都是自愿报名来的，有外交学院的学生，也有外校的学生。大家都知道，吴院长，在外交界，在国际国内，他的知名度和他的影响力。我呢，看到海报，外面还是写着吴建民大使，但是我习惯称吴院长。因为这说明，第一个，吴院长是我的老上级。一起在外交学院工作很多年。第二个，吴院长这个称呼，很亲切，总是挂着和外交学院特殊的关系。因此我们就更有幸请到吴院长。我想说三点，跟吴院长工作几年的体会。吴院长有很多东西你是学不了的，比如个人魅力，你很难学，一说出话来就有一种磁力吸引着你。（众笑）我今天想说的是大家可以学的，也是感受很深的。第一个就是大格局，即老子说的“以天下观天下”，要有天下大视野。第二个是坦荡，这个不容易，为什么能这样做，就是因为心中的想法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好，这个世界好。我们说君子坦荡荡，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论是在讲课之中、电视辩论中、学术研讨中，这种精神都是非常钦佩的，每一个真正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学习这一点。第三点呢，我经常和吴院长去参加各种活动，我觉得他非常善听、勤思，很多国际会议，他都是在认真听，理解、分析和梳理对方，他总是在思考，这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因此总有新观点，有新意，有见地，有拨动大家心弦的地方。我就说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吴院长。

（编者总结，吴建民先生的特点：1.大格局，大视野。2.君子坦荡荡。3.善于倾听、勤于思考）

吴建民：谢谢秦院长刚才的一番介绍，我和他一起合作快五年时间，他一开始是副院长，后来是党委书记，是二把手，我和他合作的非常好。你们的院长已经两次给中央政治局讲课，这么好的院长，可遇不可求啊。（众笑）

一、准确认识世界的重要性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大反思的时代，全球几乎同时大反思，这是人类历史上几乎第一次。崇拜权威是必要的，同时要独立思考，检验这个思想对不对，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我觉得外交学院的学风很好，生源很好，（就业后）各个单位反应很好，氛围好老师好，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氛围下健康成长——中国太需要懂世界的人才了，有句话叫争取不到朋友还得罪不少人，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就常常面临这种困境。

吴建民结合个人经历谈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性，勉励同学们同学们，要珍惜每一次在大庭广众下交流的机会。中国人很多不擅长交流，讲话打动不了人，就不能很好地让人接受观点。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减少了，合作的可能性就上升了。

我们中国人也必须懂得，几百年怎么落后的。我哥哥是一个少将，他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说这是中国军人的耻辱，中国军人不能够保护老百姓？当年的中国军队何尝不想保护老百姓？为什么中国受人入侵？为什么保护不了老百姓？中国曾经在世界上领先几千年，近代中国人怎么落后于世界的？关键就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

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世界大变化主要是六百年。世界大变化从世界大航海开始，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可是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87年，郑和下西洋，1405~1433。我去新加坡看一带一路展览，在展览的正面就看到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的船头，特别的高大。六七十艘，两三万人，郑和坐的船，今天叫flag ship，旗舰，浩浩荡荡——哥伦布，三艘船，87人，这种对比，大家感受一下。1405年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全球最先进，上千人坐的木船，技术很先进，非常了不起。中国明成祖时候还是开放的，明成祖之后就不准下海，海禁，所以中国最好的船烂在海里了，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也抛弃了。郑和下西洋算不算中国第一次走向世界，大发展的机会呢？可惜被中国人自己丢掉了。所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说，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历史可能将要改写，中华民族后来100多年的屈辱不可能发生。

后来还有没有机会呢？有，开放的机会，康乾盛世，了不起的皇帝。满族的皇帝和汉族的皇帝不一样，满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非常注重开疆拓土，汉族农耕文明的皇帝，眼光比较窄。满清这些皇帝给中国的国土面积呢增加了八百九十万平方公里，后来丢了三百万，一百五十万被俄罗斯占去了，一百五十万外蒙古独立了，也还有五百九十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了不起，中国历史上很了不起的皇帝，很关注世界，当时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康熙大帝请外国传教士给他传授现代科学知识，他看到欧洲工业起来了，很厉害，所以康熙大帝在统一中国，镇压准噶尔的叛乱时候引进了2000洋枪，起了很大的作用。热兵器比冷兵器的杀伤力强多了。

去年我和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聊天，他说满清的时候故宫里住了一百多个外国人，蛮开放的，现在中南海住十个外国人也不可能。我觉得毛主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定。你比较同时代外国的皇帝，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康熙大帝1654年生，彼得大帝1672年生，都是很小当皇帝，一个八岁一个十岁。康熙大帝看到欧洲有好东西，请他们来讲课，兵器好，引进。彼得大帝在位时，身边有个大臣，有一天跟彼得大帝说欧洲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不如去看看；彼得大帝接受了，带着一百多人在欧洲去了一年半，在荷兰一家造船厂，做了半年木工，回到俄罗斯。采用了我们今天的办法“走出去，请进来”，俄罗斯在他手下走上了富强之路。他说：“给我二十年，我还你一个全新的俄罗斯。”普京总统也说：“给我二十年，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彼得大帝做到了，普京总统能不能做到，不好说。

彼得大帝抓住了“开放”，这是个很伟大的皇帝。

彼得大帝怎么死的，也很有意思——在深秋去圣彼得堡考察，跳下水救人，后来病死了。这在中国怎么可能发生呢？皇帝要跳，八个太监就拉住了。这就是俄罗斯受到文艺复兴、启蒙思想影响的结果，对生命的珍视，所以他才会这样奋不顾身，思想的力量可以很大。

这个时候，如果康熙大帝让国家走向开放，之后的屈辱史也不会发生。

吴建民给同学们讲了英国使臣出使清朝的故事，英国国王派遣马戛尔尼到中国，他写了一封信，希望和中国建立外交，和中国通商。但是中国坚持让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而中国吵架了，最后礼宾馆员说洋鬼子腿打不了弯，就让他单腿跪吧。中国人不了解世界，是这个事情我们不怎么讲。但是基辛格在《论中国》讲了。法国有一个作家，佩雷·菲特，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当中国醒来，世界将会颤抖》这本书在法国卖了200多万本，就是研究中国怎么衰落的。

中国怎么落后的？停滞不前。最后马戛尔尼也是见到了乾隆皇帝，赏了两碗菜，信也交上去了，但是乾隆皇帝看到，互通有无，我大清无所不有，不需要和你互通有无。欧洲的国家多如牛毛，都来和中国建交，多头疼。如果那个时候开放了，情况又不一样了。央视有一个节目，叫做百家讲坛，2013的时候，请我去讲，评点《战国策》，我也不是学历史的，我去评点战国策，肯定讲不过那些专家学者，但是他们一句话把我打动了：《战国策》讲的什么，您从事的是什么，所以您能不能从今天的角度给我们评点一下《战国策》。战国着549年间，外交很重要，当是出现了一批外交家，到什么地方，国君都见他们。但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外交不重要了。之后两千多年，皇帝们，除了明成祖朱棣，都是眼睛向内，不看世界。中国人不乏人才，但为什么这些机会都丢掉了呢？强大的惯性，这是我观察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体会，两千年只看内不看外的惯性。惯性思维的危险就在于，人们在做的时候不问为什么，老祖宗传下来的，不问为什么。习惯成自然，非常可怕。我在1991年1月到1994年当发言人，发言人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国家主席没有发言人，总理没有发言人，所以出访的时候要随访。江泽民主席很有特点，他很喜欢问别人，和别人聊天。（众笑，交头接耳）他也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聊天，了解情况。他有一次就问，吴建民，你说，毛主席很伟大，邓小平也很伟大，为什么毛主席没有提出改革开放？为什么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我的回答是，两人的经历不一样，毛主席就出国去了两次，都是苏联。有人说如果毛主席在1964年中法建交后去法国一趟，说不定不会搞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在法国经历了人生很重要的阶段，16岁到21岁，记忆力旺盛，精力充沛，他对法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很有感受。他从四川到法国，对比太鲜明了。一个人的胆识、能力，和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见过没见过有很大区别。中国人走出去，好事情！为什么见过世界、没见过世界就不一样呢？这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文明对话。邓小平去法国，这不就是文明对话的结果吗？改革开放，这不是就是文明对话的结果吗？

今天的中国，要消除封闭的惯性。很多说法听起来慷慨激昂，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大钱都被洋人拿走了，中国人都是赚了苦力钱。这些说法落脚点在哪？取消改革开放？那不就完了吗？回到了封闭的状态。说，他们都是产业链的高端，我们在产业链的低端。你一下子能跳到高端吗？不可能。大的开放思路要违背了，那不行，中国要倒霉。要警惕封闭的惯性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人的行为。凡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了世界，就有大发展；凡是错误地认识了世界，就要倒大霉。

吴建民举出了三个例子。1946年，中国国内议论纷纷，毛主席在4月写了一份一页半的文件：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估计。第一，世界大战会推迟（对的）；第二，美苏之间迟早会妥协（对的）；第三，与资本主义反动派的关系，能消灭的先消灭，不能消灭的之后再消灭（对的）。这些认识对了，因此中国就大踏步前进。

1958年，政府公报写道，“当前国际形势总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1959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外交部录用，在国外干了二十年，回头一看，58年是西方世界一天天烂下去吗？完全错了，完全看颠倒。国内方针也错了，大跃进、超英赶美……很多资料现在都解密了，57年11月，毛主席在苏联开会，说要15年赶上英国。到了58年6月，毛主席头脑就更热了，说，赶上英国，有三年差不多了吧，赶上美国，十年可以了。现在也没有赶上。七千万人上山炼钢，发疯了，我也参加过炼钢，亚青参加过吗？（对话）哦，参加过。当时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学，在操场架了两个土高炉我还当了炉长。炼了之后很开心，晚上吃夜宵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但是好景不长——59、60、61，饥荒了，死多少人啊。根据国家统计，在这之前每年增加一千万，这几年不仅没有增长，还减少了一千多万。世界看错了，国内方针错了，中国人就倒大霉了。

二十年之后，1978年10月，邓小平到日本访问，这是外交上非常重要的一着棋——中日关系一定要搞好。邓小平去尼桑（日产）看，去比较这里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的劳动生产率——一下发现，日产是长春的几十倍。所以邓小平感慨，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回来了三中全会。

这三个例子说明了什么？要准确认识世界。这个太重要了。认识错的时候，我们就倒了大霉，认识对的时候，我们就大踏步前进。

二、世界大变化

我去了很多大学，问他们世界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人说全球化，有人说信息革命，有人说这个那个，我说都不对，你们觉得是什么？（有人答：和平与发展）对，就是这个和平与发展。

时代主题的变化，是世界上最大的变化。（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2014年我和罗援将军有一场辩论，凤凰卫视，他气很足啊，说一场战争为中国赢得了三十年和平发展的时间。我打断他了，说你是不是要打仗，他不敢正面回答。后来我夫人时苑华说，你那么急干什么。我说你犯了时代错误，什么叫时代主题？第一，反映了某个时期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第二，指出了这个时代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1916年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论》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时代的主题，列宁说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完毕，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要获得殖民地，必须通过战争。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也必须通过革命推翻。战争与发展是最大的变化。战争时代是零和博弈，和平年代是正和博弈。

现在很多人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总想着打一仗——美国打不过，菲律宾可以打啊？完全搞错了时代。

2011年华盛顿邮报记者过来我办公室采访我，第一句话说，中国是911最大的受益者，我说这不对。也有人说乌克兰危机为中国迎来了十年发展机遇期——这话不对啊，怎么你老想着别人倒霉呢？别人倒霉你走运，那别人走运是不是你要倒霉呢？人家外国人一看，你中国怎么总是幸灾乐祸呢？你们为什么要把自己走运和别人倒霉挂钩呢？这些所谓的“战略家”的道理站不住脚，没有抓住时代主题大的脉络。环球时报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很极端的，去年胡锡进请我参加环球时报论坛，有个开场白，他一上来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我说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全局啊，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我心里说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他是报社主编，很有学问的，但是搞不清楚状况。世界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还是在进步。有些人很容易悲观，战争迫在眉睫。100年来被侵略，我们当然要强大国防，全世界军队都要准备打仗，这是一回事。但我们这个形势要如何看，这是另一个问题。2014年11月，APEC一开，习近平和安倍会面，和奥巴马会面之后，战争的狂热减退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变化，时代主题变了。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是很重要的，后来大家痛定思痛，成立了联合国，联合国宪章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关注联合国的作用——让人类免于战争的浩劫。核武器形成的互相遏制，让人类不至于发动战争。西方世界发生了改良，殖民体系放弃了，对外政策做了比较大的调整。为什么说现在已经不是革命的时代呢？法国的二次分配占到GDP的46%，有各种福利，人活得下去绝对不会革命，革命的时代过去了，“颜色革命”没有成功的，索罗斯自己也这么说。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疾病等，让人类只有团结起来。当然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贫富差距过大，穷人太多，所以只有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发展是主题。所以，中国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

三、中国外交

中国外交战略是什么？

三不：不扩张、不称霸、不结盟

过去两年，宣扬中国结盟的人很多，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伴不结盟”，中国结盟之后新冷战就要开始，世界要倒霉。

中国面临很多问题，靠发展才能解决。中国人在现阶段最大的利益是什么？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其他问题就好办了。我想，就是邓小平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最大的利益就是保持发展的势头。你们读孙子兵法有一个“势篇”，势头来了，就好办了。就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保持发展的势头，必须保持开放、对外合作的势头。

经常嫌外交软的就是军方，去年我去国防大学讲课，他们就正好问到外交软与硬的问题。我说，近三十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的正确方针，难道中国外交没有功劳吗？软硬都是手段，哪个难？软难。硬，你打我一下我踢你一脚，这三岁小孩子也会，没有难度。讲道理，谈判，软实力，这个很难——什么叫软实力？首先别人要喜欢你。你讲的东西别人反感，这哪有软实力？外交，从来大权在中央——哪一件事情是外交部自作主张的呢？没有。大事儿全是中央定的，你对中央有意见不对中央说，拿外交部撒气算什么本事。国防大学校长说，大使，现在没有人说外交部是软的。

要想透，中国人要什么，想不透，抓不住牛鼻子，问题就没法解决。中国现在这个势头，鸦片战争以来是第一次，这个势头丧失了，再要找回来，你们年轻人到我这个年纪，也未必找得回来。虽然中国的力量起来了，但要完全发展起来，至少还要三五十年。切记，切记，不要“夜郎自大”。准确认识世界的重要性、大变化、中国外交，今天我就讲这三点。（众鼓掌）

结语

秦亚青：今天大家享受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讲演，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了。现在大家可能体会到我最开始说的话，有一些事情是大家学不了的。（众笑）你要想让你的学生成为一流的人才，就要让他们看到一流人才怎么说、怎么做、怎么想。（掌声）

我多次听吴院长讲演，这次也有很多很新的感悟。我没有办法去总结这么多这么精彩的内容，但是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吴院长说要我们大家去看世界，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要有这个能力。如果世界大的势头看不准，那就是逆之者亡，你具体一个政策再对、一场战斗打得再好，不知道为什么去打。

所以第二点说，最大利益在于发展。这次两会，大家集中的关注点是什么？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包括社会保障、大气污染、教育、医疗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每天都要遇到的问题，这就是大事，是最高的地方。其他一些利益，可能很重要，但和这些问题怎么比，就有了分寸。第三个，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贯穿讲演的，致良知。什么是人类的良知，和平，这是人类多少年来孜孜以求的事情。你作为一个现在的大学生，作为一个将来的外交官，如何致良知，对世界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负责。大家要有感悟，才能取得最大的成果。

我们再次感谢吴院长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次精彩的报告。（掌声）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很多问题问的都很好，但以后还要进一步提高。（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