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70年代，跟着一位满清贵族后裔学日语。文革结束后，本科才读一年就考研，一步跨入了经济学科。
高渊：那时候你刚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
王新奎：我是1982年从复旦毕业的。我是77届，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本科考进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年春季入学。到了1979年，遇到一个机遇，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当初说为了抢救人才，允许在校一年级本科生直接考研究生。我们华师大同学去参加考试的人很少，我去考了，考取了复旦世界经济研究所日本经济硕士研究生专业。
高渊：为什么跨越这么大，从历史学科一步跨到了经济学科？
王新奎：这个也是偶然，还有个故事。文革中，我去了崇明长征农场下乡劳动。1971年农场上调后，跟着一位老先生学日语。他是满清时代的蒙古贵族出身，他的太太是台湾人，是日本皇族和台湾上层通婚的后裔。
他年轻时就去日本留学，解放后郭沫若动员他回国，主要做医学方面的翻译工作。刚回来的时候待遇非常好，家里有6个佣人，住在巨鹿路的一幢小洋房里。文革时被抄家，全家被赶到重庆路万宜坊一个狭小的三层阁楼里，也没有生活来源了。那时他就收了三个学生，后来坚持下来是两个，其中一个就是我。每周六晚上授课，学费是5块钱一个月，解决他的医疗费。
老先生的日文非常正宗，他的太太日文更是特别好。文革结束后，他太太先移民去了阿根廷，他一直在等护照。但就在公安局通知他护照批出来的当天，因为过度兴奋中风去世了，这是那个时代无数悲剧中的一个。
当年中日关系已经恢复正常了，两国交往非常多，我们开始逐步了解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就想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所用，于是选择了日本经济专业。
高渊：你从本科到研究生毕业只用了4年半时间，可见当年全社会都求才心切。毕业的时候，改革开放正进入高潮，你主要做点什么事呢？
王新奎：那时候的上海，有三个地方自发聚集起一批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年轻人：复旦、华师大和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就是后来的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当时我们经常自发组织研讨会，聚在一起探讨国家和上海的改革开放问题。开会的地方经常放在原上海德新社的房子里，当时的市委研究室等部门都在那里办公，有个很大的院子，后来拆掉，建了现在的贵都和希尔顿酒店。
80年代初，汪道涵常常晚上召集我们开会，如果是寒冷的冬夜，他会让秘书给我们一人拿一件军大衣披上。
高渊：你们是自娱自乐，还是有的放矢地讨论？
王新奎：那时汪道涵当市长，他喜欢和年轻人交流，经常叫我们到康平路市委办公楼二楼他的办公室一起聊。那时候没有暖气，冬天晚上非常寒冷，汪道涵下了班过来，叫秘书给我们一人拿一件军大衣披上，印象很深。
高渊：具体讨论一些什么问题？
王新奎：讨论的话题就是，上海怎么办？记得有一次看到香港的报纸说，上海是躺在金山上要饭吃，那么好的土地资源没有用起来。那天晚上汪道涵问我们，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我们都提出来，要把上海的地皮拍卖，筹集的资金用来改造城市基础设施。他又问，那么卖给谁？这一问把我们都问住了，大家的市场经济的知识很缺乏，都在想，卖给谁呢？
当时已经有巨大的压力迫使上海要变革。我们也看清楚了，上海原来走的那条路，在计划经济下靠国家计划调拨来维持上海经济，已经不可能了。关键是，上海该怎么办？
高渊：当时汪道涵最头疼什么事？
王新奎：我记得汪道涵曾跟我们讲，他当市长有一个最大的烦恼，就是居民粪便没地方去。以前，上海的粪便都储存在郊区农村生产队的粪池里，但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种地都用化肥了。后来实在找不到出路，就只能倒到长江口，每倒一船都要市长签字。
上海西区那些花园洋房，化粪池是建在弄堂里的，定期用卡车来抽走。后来居住的人多了，常常来不及抽，粪便就会溢出来。一到下雨天，粪水更会冲进阴沟，那时候上海的雨水管和污水管是不分的，粪水就顺着雨水管流到黄浦江，再被吸上来用做自来水。至于住在老式石库门房子的居民直接在马路边上洗刷马桶，那就司空见惯了。
我们在议论这个问题时，已经隐约预感到要出事，但不知道会在哪个环节出事。后来到了80年代末，就出现了甲肝大流行。所以我说，改革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解决老百姓碰到的最迫切、最实际的问题。
高渊：你们这种小范围的讨论，一直在持续吗？
王新奎：是的。道涵同志后来从市长位子上退下来了，他在福州路山东路口外文书店的楼上，找了一处小小的会议室，隔出三分之一作为他自己的办公室，每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召集一批在各个学科领域做研究的年轻人，一起过来天南海北地聊。
道涵同志没有架子，我们这些年轻人很乐意参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每次都能吃一份盒饭，饭上有块排骨，味道很好，那时候属于规格很高的。我们都开玩笑说，就是冲着这份盒饭也要去。
江泽民到上海当市长后，开始举行双月座谈会。每次开会，市长提一些他最近关心的问题，大家一起聊，气氛相当活跃。
高渊：80年代中期，江泽民同志到上海当市长后，也定期召开一个类似的学者座谈会？
王新奎：那时每两个月开一次的双月座谈会，由市委宣传部出面组织，我一开始就是成员，后面陆续有其他同志加入。每次开会都不预先定主题，想谈什么就谈什么，基本围绕当时上海的突出问题。
高渊：当时座谈会氛围怎么样？
王新奎：气氛相当好，大家都畅所欲言，有时候意见不合还会争得脸红耳赤。不过，大家都就事论事，不放在心里。那时候，学者都比较敢说话，像我们这种刚刚大学毕业的，读了一些经济学著作，思维特别活跃，更是敢说。
记得有一次大家和领导一起讨论上海的工业产值、利润和税收之间的关系问题。那时候大家还没有GDP的概念，有的同志主张要花大力气抓工业产值，因为没有产值就没有利润，企业没有利润政府就没有税收。
也有的同志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价格双轨制下，上海的工业完全靠全国各地供应原料，因此生产越多，企业亏损就越多，企业就会把有限的计划内平价原料转移到乡镇企业去加工，乡镇企业再把利润的一部分以实物农副产品的形式返还给企业。最后一定会出现有产值没有利润、有利润没有税收的局面。当初我是持后一种观点的。
高渊：那次争论后来有没有结论？
王新奎：过了几个月，江泽民同志让市委研究室的同志来找我，这时候他已经是市委书记了。他说请新奎同志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就写了一个报告，把我的想法理了一下。我说，价格双轨制下，不要过于追求产值，因为没有利润，要把上海那些依靠外地原料生产的加工业转移出去，发展主要依托上海自身资源禀赋的产业。我的观点在当时是很超前的，其实已经隐含了上海要发展第三产业的思考，尽管自己也还没有想得很透。
高渊：双月座谈会一般有多大规模？
王新奎：有十几个人参加吧，基本上都是青年学者，没有长篇大论，经常争论。后来朱镕基当市委书记时，每当在双月座谈会上遇到问题大家争论不下，他会马上把有关委办负责人叫过来，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
上海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传统从那个时期开始就一直保持下来了，历届市领导都很愿意倾听学者的意见。记得徐匡迪同志任市长的时候，不但定期召开座谈会，而且每年小年夜晚上还把大家召集到市政府的食堂吃一顿便餐，聚一聚。
| 
发表于 2016-6-6 15:3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