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的“红色”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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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9·文汇报社出版■李瑊

摄影/日升

       城市文化是历史形成的城市创造力和精神品格的综合表现。西风东渐、移民社会，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意涵与植根于江南稻作文化的本土元素相结合，孕育了近代上海别具一格的都市文化生态。从近代上海文化内涵、外显特征来看，江南文化是基质，海派文化是气质，红色文化是特质，“三位一体”，构成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全息图景。其中红色文化以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为底蕴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彰显出上海顽强坚韧的英雄气节和创新进取的精神品格。
      
       江南文化是基质
      
       上海文化的原质是江南文化。上海地处吴越文化圈的东端，它包润江南文化，集聚吴越精华，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吴越文化进取、灵捷、坚韧、聪慧等固有的文化元素，融入城市血脉中，构成上海文化的基质内核，即如生命基因，塑造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生。
      
       吴越之地自古以来民性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顾”。左思《吴都赋》曰：吴越之地“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可见，忠勇骁悍一度是吴越文化的重要特征。南宋之后，中国文化中心南移，形成了趋文尚礼的文化传统，而江南人自古葆有的勇烈刚毅、无所畏惧的民风，则潜藏积淀于意识深处。晚近以来，在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时时显露出这一性格，如明末至死不降的志士，晚清视死如归的辛亥烈士，莫不如此。
      
       “江河与海洋不只是文化的策源地带，而且是文化发达的枢纽。”江南文化构成了上海文化的主要基因，也成为红色文化的基质，最终形塑了近代都市文化的内核，导引了前进趋向。当“革命”之声在华夏大地上响起，并日趋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之际，江南文化固有的忠直英勇的精神特质便以不可遏止之势奔涌而出。辛亥起义、五四风潮、中共创建、五卅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举凡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中，无不有上海的声音和身影。
      
       海派文化是气质
      
       近代以来，上海五方杂处的社会环境，中西交融的文化生态，铸造了崭新的文化形态和气质类型。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据统计，1950年的上海人口中，本地籍占15%，非本地籍达85%以上。人口迁移所带来的文化传播给上海注入了新鲜血液，增高了文化位势，推助了社会进步。多类型文化的衍生涵化，形成了折射沪地移民社会习性和文化性格的新型大众文化——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基本的核心是开放多元、创新蜕旧、博采众长、突破陈规。近代上海特殊的城市管理结构，为中西交流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传统文化格局中的边缘性、近代性特征，弱化了上海对外来文化的排拒力；而移民人口对文化的多元需求，加快了开放型文化的发展进程，使得海纳百川、高度相容成为上海文化最显著的品性，也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质和社会活力。有研究者表示：“就思想言之，将来之上海，必为世界新思想之集中地，即为全国新思想之发源地。”
      
       近代上海的迅速崛起，经历的是“由商而兴”之路，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文化氛围，促进了人们价值观念和心理倾向的转型，也产生了一种激励奋进、开拓创造的环境。1930年代有人分析上海的文化现象，认为“将来的上海可以歌赞，因为上海将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吐放奇灿的花朵，不单全中国蒙其光辉，也许全世界沾其余泽；上海在不远的将来要为文明中心之一”。
      
       异质多元的海派文化犹如营养丰厚的 “土壤”，为 “红色文化”的孕生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底力和不息的动力，上海这座城市在百多年间创造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第一”，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在世界的城市史中颇为罕见。
      
       红色文化是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代表着吉祥喜气、奔放激情，并且还有驱避邪恶的含义。 “红色”在特定的语境中，用来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治实践和革命行动。近代上海一直是中国政治的舞台，各种政治力量、政党组织，在这里寻找基础，施展才干，就是因为上海有着各方政治组织活动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从文化的构成要素来看，充盈着吴越风情的江南文化，彰显着创新意识的海派文化，成为上海“红色文化”的源流。
      
       “红色文化”是近代上海都市属性的外显特性。上海是工商业大都市，也是民族工业的发祥地，1920年，全国工人数194.6万人，其中上海有51.38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统计显示，1950年上海的工人和职员人数有122.9万左右，几乎占全部人口的30%，占就业人口的72%。近代上海中西杂处的社会环境，使上海既是中西交流的窗口，也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桥头堡”，从另一方面来说，亦是反帝斗争的前沿。近现代上海新思潮风起云涌，民族矛盾错综交杂，成为革命风潮与社会运动的中心。因此有人从文化融合发展角度出发，对上海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给予评价：“那中国怒吼的第一声定是从上海发出。”
      
       因缘际会，上海成为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因而它具备了灵捷发达的通讯网络、雄厚的报刊出版力量、畅通的大众传播渠道、发达便利的市内外交通设施、良好的公共活动场所。由于地缘优势，上海又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连接点和结合部，人们可以在这里感知、观测世界风云变幻，“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处，统筹办法”。革命志士在此宣传革命思想，这是上海成为政治大舞台的重要原因；当时，上海地方行政格局又使上海出现了有利于政治活动的空隙；上海开埠后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系统结构的重新配置组合，不仅使晚清以来上海人的社会竞争意识、市民意识增强，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人数既多，又非常集中，且来自五湖四海，与各地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各种党派政团可以在此找到自己依靠的力量，又可以通过上海，联动全国。“自甲午后，有志之士咸集于上海一隅，披肝沥胆，慷慨激昂，一有举动，辄影响于全国，而政府亦为之震惊。故一切新事业亦莫不起点于上海，推行于内地。斯时之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
      
       总之，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信息灵捷、文化繁荣、人才云集，诸般因素互为因应，使上海成为政治力量互竟雄长、政治组织发展力量的舞台，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正如1949年5月29日新华社发表的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社论《祝上海解放》中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内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上海独特的文化社会生态与其自身特质结合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共中央在上海长期驻守，重要的是“属性依赖”和“性质标记”，是“先进阶级和先进文化相结合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发展的历程，构成了上海近代史光彩夺目的华彩篇章，彰显了对城市文化和精神特质的形塑所起的引领、互动作用。上海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赋予了强劲的动力，中共在上海的活动，扩大了上海的影响，增添了上海的荣光，从根本上改变了上海的面貌。
      
       在上海都市文化的生成过程中，江南文化提供了与西方文化嫁接的母本和基底，东渐的西学与移民社会的“土壤”互相整合孕育了海派文化，风云变幻的斗争实践使上海城市的气节和血性得以淋漓尽致地张扬，三者吐纳激荡，相得益彰，亦使“红色文化”之花无比绚烂，大放异彩。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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