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24 来源：上海党史 作者：淮海商报
洪深在上海的最后牵挂（2）
“开房间”闭关写作
洪深在旅馆“开房间”，主要是为了埋头创作。洪深毕业于哈佛大学戏剧系，成名早，影响大，他的一举一动，常是大小报刊记者捕捉的文艺新闻。有一阵子，有记者发现，“留美戏剧家洪深近来……很少出门，天一影片公司及复旦大学都不常见他的足迹……”（《摄影画报》1934年第10卷第5期）原来，洪深正在闭门创作他的农村第三部曲———话剧《青龙潭》，这是他继《五奎桥》《香稻米》后的又一力作。
其实，洪深所有的戏剧、电影作品，都是他排除干扰、奋力写作的成果。对此，洪深曾经的同事、明星影片公司导演程步高印象深刻：“酝酿复酝酿，待腹稿成熟，老规矩，到跑马厅对面，六马路口的东方饭店，开个房间，谢绝朋友访问，把自己关起来，好像老和尚坐关似的，不是念经，而是埋头写作，夜以继日，关上十天左右，电影详细台本，怀胎数月，宣告诞生了。”（程步高《影坛忆旧·洪深的编剧方法》）
洪深“开房间”另有一个功能：开会。洪深生性热情而真诚，常将他租住的客房借给中共地下党开会；1930年3月“左联”成立后，“左联”作家也喜欢到东方饭店他的房间里讨论、谈戏。
夏衍回忆：“那时候老是聚集在一起杂谈的人是洪深、张庚、尤兢（即于伶———引者注）、凌鹤、章泯和我。我们总是十天或者半个月一次在洪深先生常住的东方饭店吃饭，海阔天空地谈话，结果是从这种杂谈里面产出了《汉奸的子孙》《洋白糖》和现在改编为《五羊城》的《我们的故乡》之类的剧本。”（夏衍《的回忆》）独幕剧《汉奸的子孙》由于伶执笔，以抵制日货运动为背景，在1936年公演以后，创造了当年最高的上演记录。
沙汀记得，他参与洪深主编的《光明》半月刊编委会时，“《光明》编辑部曾经组织人编写过两三个剧本，及时揭露敌寇在华北的侵略罪行。一般都是在西藏路东方饭店开个房间，约集几位同志就某些事件讨论几次，就推选人写初稿。”（沙汀《一个“左联”盟员的回忆琐记》）
张庚认为，“国防戏剧，洪老是主要人物，名为集体创作，实际上洪老下的功夫最多，而且很多作品就是在他住的东方旅馆（指东方饭店———引者注）的房间里讨论产生的。”（张庚《洪深逝世四十周年纪念会发言》）
1934年8月，应梁实秋推荐，洪深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此前，复旦大学师生不舍得洪深远行，竭力挽留，据6月8日复旦校刊载：“……文学院长余楠秋氏，与洪深氏感情甚笃，坚持不允行。同学闻悉之下，亦深为不安，闻昨已派代表三人前往洪氏私邸挽留之。”为感恩复旦师生，洪深临行前，将自己藏书全部捐赠给复旦大学，两袖清风，鸿雁北飞。
然而，几个月后（1935年2月），好友田汉被捕，洪深又匆匆赶回上海。戏剧理论家鲁思回忆，田汉被捕后的第二天深夜，他们几位聚集在洪深所借的东方饭店四楼房间里，“密商如何营救田老的事”，“洪先生万分不平地讲：我亲自去南京向国民党交涉。假如他们说田老是‘左联’人物才被捕的，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也是左联的人，你们把我抓起来和田先生关在一起好了。’”（鲁思《洪深先生二三事》）
见证救亡激情
1936年初，洪深辞去山东大学教职返沪。同年9月，他又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一年间，洪深南下北上，马不停蹄。各路记者忙于跟踪洪深，结果发现：他来回奔波，原点却在上海，确切地说，是在东方饭店。
“洪深在上海已无一定的住址，总是在东方饭店开一个房间，日间会会朋友，夜里埋首写作……”（1936年第1卷第11期《星华》）
“洪深近在沪编剧本，依他的老脾气，又在东方饭店开房间在埋头工作。”（1936年第2卷第6期《娱乐》）
“外传洪深教授在东方饭店埋头苦干的剧本，那恐怕要等到《三姊妹》环游华北的时候才上演……”（1936年2月11日《申报》）
“洪深又来了，是昨天（1936年11月2日）到上海的，仍住东方饭店。此行只向广州中山大学请二星期假，十一日就须离开上海回广东去。在这十多天之中，洪深勾留在上海的任务，一种为了料理自己所售出及将售出的各剧本的未了手续，一种是参加四十年代剧团公演《赛金花》。”（1936年第1卷第24期《星华》）
“目前（1937年1月）因为大考已经完了，洪深教授在广州没有事干，就跑到上海来了，在前天，他是乘着轮船到达了上海，住在他一向住惯了的东方饭店……他也许还参加‘四十年代’公演《自由魂》的导演事宜哩！”（1937年第1卷第8期《影与戏》）
1937年7月初，洪深由广州再返上海，住进东方饭店。7月7日（一说8日）下午，上海剧作者协会正在洪深的房间开会，突然外面传来“号外！号外！”的卖报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在洪深主持下，协会迅速反应：向卢沟桥抗日守军发出慰问电；集体酝酿创作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8月7日，《保卫卢沟桥》在南市蓬莱大戏院成功上演。8月13日，上海抗战的炮声打响。这一天，协会恰巧也在东方饭店开会。于伶回忆，“‘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炮声开始响的时刻，我们也恰巧正在他（指洪深———引者注）的房间里热烈地争辩着如何更好地开展戏剧工作”。东方饭店“那间狭小的房间”，见证了上海戏剧工作者抗日救亡的激情，难怪于伶感慨道，“洪老这一间旅馆房间对于活跃与推动戏剧工作的作用有多大呵。”（于伶《悼念敬爱的洪老》）。
8月下旬，洪深辞去中山大学教职，率上海话剧界救亡演剧二队离沪，奔向远方。直到1946年6月，洪深才随复旦大学从重庆复员返沪，入住复旦教工宿舍“庐山村”（今复旦第一宿舍）19号。
让我们再回到1955年6月的那天，当洪深与赵清阁谈到东方饭店时，赵清阁忽然记起：1947年秋，洪深与她合作编剧电影《几番风雨》，也曾在东方饭店讨论过剧本提纲。这一次，她对洪深的用心毫无察觉，以为他又要去那里酝酿新作了。那天晚上，洪深告辞时，赵清阁照例送他到大门口。洪深忽然一反常态，拄杖不走：“送我到弄堂口吧，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我不会再来了！”赵清阁只当洪深在说笑话：“老夫子又要给我上课了，这是谁的台词啊？”
弄堂口昏黄的路灯下，赵清阁目送洪深远去。两个月后的8月29日，一代戏剧大师在北京溘然长逝，走完了60年的人生旅程。噩耗传来，赵清阁恍然大悟，痛哭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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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4 11:2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