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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0 来源：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张 敏
潘氏三兄弟的传奇人生路（2）
民主斗士
大哥潘梓年和三弟潘汉年的新思想启蒙，最早来源于老二潘有年（潘菽）。中学毕业后，潘菽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蔡元培校长领导的这所学校里，民主和科学不断浸润着渴求进步的青年学子。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教授们引领的新思潮下，潘菽的思考越发深邃。他不断给兄弟们寄去北京的刊物《新青年》、《新潮》等书报杂志，希望他们也参加到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22岁的潘菽和同学们一起，高举着用鲜血手书的标语，在天安门前示威、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结果成为32名被捕学生之一。
在蔡元培校长和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下，潘菽终于被放出来了。接下来的日子，潘菽更加义无反顾地参与到这场前所未有的学生运动中去。他不断地向远在家乡的兄弟们报告着北京的一切和自己的感想。
1920年，一心要走“教育救国”之路的潘菽考取了官费留学生，远赴美国开始了为期7年的求学生涯。在大洋彼岸，在那个杜威所鼓吹的“民主、自由”的国度里，现实让潘菽进一步认识到，美式教育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心理学作为研究人的基础科学，比教育更根本。于是，他改学心理学，并凭借《汉字的心理研究》和《背景（Context）对学习和记忆的影响》两篇论文获得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硕士学位和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1927年，潘菽学成归国，担任中央大学理学院心理系教授、系主任。此时，大哥潘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家乡宜兴组织“宜兴暴动”，三弟潘汉年已是南昌《革命军日报》的总编辑。兄弟三人在不同的征途上，为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着。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南京面临沦陷的危险。潘菽随中央大学内迁到重庆。经过战争烽火的洗礼，他更懂得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学术上就难以独立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在重庆时期，潘菽通过大哥潘梓年的关系，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章汉夫、吴克坚、石西民、乔冠华等人，经常参加各种纪念会、座谈会或者联欢会。在1945年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时，他还作为8名进步教授之一受到过接见。
潘菽人生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发起创立“九三学社”。当时在重庆，他与五四运动的带头人许德珩来往甚密，二人畅谈国事、议论时政，后来随着各自朋友的加入渐渐形成了一种气候。于是二人决定以五四运动的精神为宗旨，将这种定期的座谈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正式签字，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胜利，同时更加广泛地团结科教界人士积极参与到反内战、反独裁、争取民主和科学的斗争中来，在一次会议上，潘菽提议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这样，潘菽就成为了我国重要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并从1958年起一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直至去世。
潘菽的一生著作颇丰，《心理学概论》、《社会的心理基础》、《教育心理学》、《人类的智能》、《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潘菽心理学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分卷》等等几十部著作均出自其手，发表的心理学论文以及教育、哲学、美学等方面的文章也达200余篇。其中，不能不提的是那本60余万字的《心理学简札》，那是一个耄耋之年的“反动学术权威”在牛棚里，在批斗中，在体罚、虐打之下，冒着生命危险，以写检查为掩护，写在一张张小卡片上的心血之作。这60万字连同标点符号，每一笔都可以称得上不朽！
传奇人生
在中国现代史上，特别是中共党史里，潘汉年绝对是一个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传奇式人物。在三兄弟当中，1906年出生的他是最早投身革命的。他是风流倜傥、出口成章的儒雅书生，他也是西装革履、挥金如土的上海“小开”，他还是令日伪闻风丧胆的中共情报战线领导人之一，他更是“共和国第一冤案”（即“潘杨案件”）的案主，一个受尽屈辱的悲剧人物。
同两位哥哥一样，家学深厚再加上勤勉自信，潘汉年很早便腹有诗书、才情灼灼，文学气质展露无疑。13岁时他和同学一起自创了陆平小学的刊物《小研究》，17岁时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专刊一连发表了好几篇研讨小学教学方法和小学教科书编辑方针的文章，并在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的副刊上陆续发表了新诗、散文、童话。18岁时潘汉年正式成为郭沫若、成仿吾等领导的创造社成员，在《幻洲》上以“水番三郎”为名发表了大量尖酸泼辣、很具战斗力的散文与政论文章。20岁时，潘汉年受郭沫若邀请前往南昌参加北伐军，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办的《革命军日报》的主编。尔后，他又主编或合编过多种刊物，发表了多篇散文、小说，在文化界极为活跃。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书记期间，他积极筹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社会组织。如果不是为了革命需要投笔从戎，其文学成就一定斐然。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从此文坛骁将潘汉年放弃了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进入了改组后的中央特科。事实证明，他的确没有辜负党中央对他的期望，他以萧淑安、严陵、胡越明等为化名，以古董店小老板的职业为掩护，把当时的许多社会名流如杨度、王绍鏊、胡鄂公、董健吾等都纳入特科的情报网络，昔日的文坛战友夏衍、冯雪峰、李一氓等也重新与潘汉年战斗在情报战线上，一个新的隐蔽精干的情报关系网络又重新建立了起来。为了扩大情报来源，获得第一手的情报资料以增强党中央决策的科学依据，潘汉年将情报来源扩展到敌对营垒的内部。他成功策反袁殊（此人与中共、国民党“军统”和日本岩井之间均有联系），在组织上通过刘人寿（中共情报人员）和翁从六（袁殊旧友、共产党人）同袁殊建立有效联系，把中共情报人员安插于“岩井公馆”，掌握日本岩井情报系统和“兴亚”汉奸机构的情报活动。面对风云诡谲的形势变化，潘汉年在一段时期内不断往返于上海和香港之间，扩大党的情报渠道，甚至将情报触角延伸到汪伪政权、日本内部的高层，并根据有效的情报掌握和数据分析，成功推算出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和日本南进的战略部署等重大国际战略情报。
情报战线，变幻莫测，潘汉年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为工人扮相，时而扮乞丐沿街乞讨。他以自己的机智勇敢、沉着冷静，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一个又一个重大使命，这其中也包括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6年对于潘汉年是格外忙碌的一年，他在莫斯科-香港-南京-上海-西安来回奔波。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潘汉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6年8月回国后，潘汉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南京国民党当局的代表谈判，希望双方“联合抗日”。在西安停留时，他与张学良常常彻夜长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0月，鲁迅去世，他又赶回上海尽心处理相关治丧事宜。12月，和谈未果之时，张学良、杨虎城出于民族大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宋美龄、陈立夫等人通过宋庆龄找到中共代表潘汉年表达和谈意愿，潘汉年按中央指示与南京国民党高层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直接接触，有力地配合了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斡旋。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众人皆知周恩来、张学良的巨大贡献，但潘汉年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同样不应当为世人忘记！
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土崩瓦解，人民呼唤民主和平的期望越来越高，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在1948年4月30日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时由于战乱原因，大部分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都暂避香港。怎样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密集眼线和港英当局的森严戒备，把他们安全送到解放区，就成为一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这一次，历史又选择了潘汉年。关于执行和完成这一任务的情况和结果，中共中央在为潘汉年平反的文件中是这样评价的：“解放战争后期，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后，潘汉年同志对党的贡献尤为突出。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警戒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方活动。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潘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先后共组织20多批，350余人，没有一次失误。”二哥潘菽作为“九三学社”的重要领导人，自然也是由三弟潘汉年亲自护送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恢复上海的经济秩序，作为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协助市长陈毅在工商界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与留在上海的资本家广泛接触，还深入基层，开展群众工作，为上海的经济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现实多少是有些残酷的，由于1943年那次“汪伪会面”的事件，潘汉年没能得到党组织的谅解，最终被打成了“汉奸”、“特务”、“反革命分子”。1955年4月3日潘汉年被秘密逮捕。被捕的那个晚上，潘汉年本来是约好要与大哥潘梓年相聚的。大哥后来怎么也想不通在战争中立下大功、久经考验的三弟怎么会是特务、叛徒。8年之后，潘汉年被假释，他本想去看看大哥，但为了不连累大哥终究还是没去，只是打了一个电话，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了兄弟二人的永诀。不久，十年浩劫到来，作为十分了解江青历史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在劫难逃，被判处无期徒刑。狱中折磨使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1977年默默离世，潘汉年也没能等到给自己平反的那一天，而他的墓碑上只能刻下“萧淑安”这一代名。
潘梓年、潘有年、潘汉年三兄弟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今天，我们隔着一个世纪的距离仰望他们的奋斗足迹、命运喘息，没有隔膜，更没有阻碍，正视历史的真实，总结历史的失误，才能无愧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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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4 18:3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