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七指示到五七干校——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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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成就了这里

【一、“五七干校”】

中老年文化人没有不知道“向阳湖”的。这里说的“向阳湖”，特指“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湖北省咸宁县“向阳湖”——这个地方现在叫咸宁市咸安区向阳湖镇。

所谓“五七干校”，我这把年纪当然早知其名，但在“文革”结束前，也就知道它是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办的干部学校，让那些大城市里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

现在才搞清楚，是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看了林副主席呈送的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毛泽东要求“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把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一业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它实际上是夺取政权年代的根据地建设、军事化管理、“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制度、1960年代初期的重提“阶级斗争”以及“反修防修”的一个合成思想体。

1966年“五七指示”中，毛写的本来是“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但是，到了1968年秋，全国性的“造反”夺权已近完成，毛发动“文革”的初衷基本实现，要重建党政管理秩序，从中央到地方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要实行精简原则，超过80%的精简干部、文革初期就被关进“牛棚”审查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怎么处置呢？

恰好，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定名为“五七干校”。柳河的经验材料被发现上报到中央，毛泽东看到后，于9月30日批示：“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

据统计，到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 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10多年间，中央在各地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先后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各省机关办干校有1497所。其中，湖北省以沙洋监狱为中心的荆州地区五县的中直和省办“五七干校”规模最大，先后达10万人左右；江西的中央办公厅干校，鲤鱼洲北大和清华干校，上海奉贤县巴金和王丹凤等人呆的干校，河南息县钱钟书夫妇等人呆的中科院干校，因有高官和高知，比较有名。如果要对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有一个概略又感性的了解，可以翻翻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出的《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而在全国各地1600多所“五七干校”中，最有名的，毫无疑义是“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

【二、“向阳湖”】

“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简称“向阳湖干校”，它之所以特别出名：

第一当然是文化名人多，这是它胜出沙洋干校之处。沙洋下放的是全国人大、政协、八大民主党派、统战部、外交部、财政部、公检法、石油部、铁道部、总参、总后等权力机关的官员，虽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社会学家费孝通、全国政协副主席经叔平、原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最高检副检察长黄火星等一帮大佬，怎么比得上“向阳湖”的作家和专家冰心、沈从文、臧克家、张光年、冯雪峰、郭小川、周汝昌等人名重现当代？

我最早知道咸宁干校和“向阳湖”，是读郭小川的《楠竹歌》，发表在他去世后的次年，1977年2月的《诗刊》上，以及臧克家写于1972年因病从干校返京后，出版于1978年3月的诗集《忆向阳》。臧克家这部以57首绝句体歌颂五七干校生活的“正能量”诗集，1979年初受到姚雪垠的尖锐批评，这可以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否定“文革”之后，文坛上的第一桩论辩性公案。此后，有《黄河大合唱》作者、臧克家的好朋友张光年（光未然）写的“干校蒙难纪实”《向阳日记》，著名剧作家陈白尘纪录向阳湖放鸭等经历的《牛棚日记》，还有牛汉、韦君宜等人的自传关于向阳湖生活的记录，不一而足。这些阅历丰富的文化名人收入他们传世文集的记载，其影响力岂是《天高云淡——装甲兵襄樊五七干校孩子们的回忆》（中央文献出版社）、《记忆沙洋“五七”干校》（长江出版社）之类集子可以比拟的？

第二是向阳湖干校在文化“战线”规模最大。“文革”中文化部办的干校不止一处两处。有本书叫《金岗山麓的追忆——文化部丹江口“五七”干校文化名人寻访录》。而郭小川那首名诗《团泊洼的秋天》，写的就是文化部在天津静海县团泊洼的干校。他是在向阳湖干校移交当地办农场之后转往团泊洼的。上海奉贤干校是上海的文化界人士。这些干校文化名人聚集的规模都远不如向阳湖的大。向阳湖干校从1969年4月12日草创，到1974年底人员全部撤出，共容纳了文化部机关、中国文联和作协、故宫博物院和荣宝斋等北京文化单位的干部及家属6000多人，共编有5个大队26个连！

第三是因为这个地方生产与生活特别艰苦，被文化名人笔下记录下来给人印象深刻。1968秋年到1969年，中苏关系剑拔弩张，处于大战一触即发态势，所以中直机关干校没有到东北去办而是到中南地区。中南地区办的干校，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就数“向阳湖”了。没实权没钱财的原文化部及下属单位，办干校选址没得挑，江汉平原所在的沙洋那样的地方怎轮上这帮文人？

所谓“向阳湖”，本名“关阳湖”，是咸宁、嘉鱼和武昌三县交界处“斧头湖”南端的一条湖汊。至今很多人不知道，这里的围湖造田不仅是全国普遍性的“农业学大寨”改造自然，而且是一项重大的政府水利工程的一部分。从1968年12月动工到1970年10月完成，动员了两湖、两广、江浙和安徽、河南8个省的数万民工。

臧克家在《忆向阳》的序里描述，“向阳湖，是一个年代久远的荒湖，面积宽广，茅草丛生。野鸟在上面安家，獐子在里边落户。泥浆混浊，青天也印不上个清亮的影子。四面一片荒野，栽不到一株树。”就是一大片沼泽呀！我在湖区长大，知道这样的沼泽地，只有若干高处可以搭棚子安家，所以我们水乡的地名多叫什么“台”呀、“墩”呀、“埠”呀、“岭”呀。生活在江南水沼地的人们晓得，这种地方最可怕的是吸血的蚂蝗和蚊子，防不胜防；其次，是堤埂泥路里扎人的野菱角。

最重要的，是第四条，咸宁有个叫李城外的人。

1961年出生的李城外，本是咸宁地区通山县人，但长期在咸宁市直机关工作，对“向阳湖”所在的“咸安区”比老家还熟悉。1994年在市政协坐“冷板凳”时，从《咸宁市志》的“大事记”里读到一条记载：“文化部到咸宁向阳湖创建‘五七’干校。一大批著名作家、艺术家和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六千余人在该校劳动锻炼……”就这么几句简短的介绍，让他敏锐地感觉这是天赐咸宁的一座文化富矿，天将降大任于他来保护和发掘之。

从此，不论是当这个局那个局的局长，还是现在担任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他的业余时间全部身心都用在这件事上，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五七干校研究第一人”，向阳湖文化研究专家。2011年10月底，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到“向阳湖”考察，观看了他收集并在干校总部旧址展出的那些珍贵的史料、照片和实物，大表赞赏；借用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抗日英雄“李向阳”大名，笑称李城外是“文化李向阳”；强调这么多文化名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集中在一个地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很少见，咸宁对这份独一无二、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要按照“文史农旅”相结合的思路，继续搞好保护和开发工作。

怎么评价“五七”干校这段历史，当代人可以见仁见智，后代人肯定会从他们的视角给出不断更新的解读，但是历史研究首重史料，最有价值的基础性的贡献，无疑是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学术中立态度，收集和保存相关历史文献和实物。

1995年起3年里，李城外“与时间赛跑”，陆续在京城采访了200多位曾下放“向阳湖”的文化名人，“抢救”了一批弥足珍贵的音像资料。著名学者任继愈说：“后来人如写文化大革命史的‘儒林传’，这是一批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种野史的真实性或为正史所不及。”已经出版的《话说向阳湖——京城文化名人访谈录》、《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等“向阳湖文化书系”，只是李城外用文字呈现的一部分内容。

2015年11月26日，我专程去踏访“向阳湖”，在干校总部旧址的展览室看到了冰心、臧克家等人捐赠的干校时期的用品；在李城外自家的“五七干校资料收藏馆”里，看到萧乾夫人文洁若赠送的萧乾生前的书桌文具、二战期间在欧洲做战地记者时用过的两只皮箱……这些文化老人对李城外的信任与托付，令人感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3月5日，国务院批准将“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全国第一家被列为国家级文保的“五七干校”。名正言顺，“向阳湖”干校撤离后，移交当地农垦部门办奶牛场的那些房舍、“五七战士”烧砖的窑、修建的连接生活区与湖田的桥，都不会像别的“五七干校”和“知青点”被毁得无影无踪。它们就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呀，当然也是吸引游客与后人的人文景点。作为“国保”的“向阳湖干校”比这里那里不在少数的陵墓坟洞有价值得多！

清代历史学家赵翼《题遗山诗》云：“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仿此，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文人不幸咸宁幸”。

【三、王世襄们的“传人”】

到咸宁的第二天，李城外同志本来说好要陪我们去湖区“五七战士”宿舍和劳动工地，看看保存下来的实物实景的，但是官身不由己，便商请“向阳湖文化研究会”理事、咸安区作协兼职副主席韩志警官，安排好戒毒所里的工作后，给我们当导游。

韩志是“向阳湖”镇（原叫甘棠公社）的渔民子弟。他满怀感激地告诉我们，王世襄先生与他爸韩祖祥是忘年交，王老是他家亲戚一般的好朋友。1971年5月8日，祖籍福建、喜欢吃鱼的王世襄先生，到湖边买鱼遇到他爸，两人谈得很投机，临走时说：“我姓王，是‘五七’干校的，以后我每个星期天都来你家玩，中午就在你家做饭吃好吗？”他爸高兴地回答道：“好事！好事！”正好第二天就是星期天，王先生与他爸一起出湖捕鱼。以后，每到周末两人便一起共享观鱼、餐鱼之乐。王先生有《观渔诗十首寄荃猷并序》纪其事。

王世襄（1914-2009）是什么人？中国顶级文物专家和鉴赏家！1946年32岁的他，被派赴日本担任中国代表团专员，交涉追还战时被日本劫夺的善本图书；后来，一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文革”后出版专著《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锦灰堆》等20多部，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韩志说，我兄弟姐妹8个，我是老二。王先生劝说我爸，再困难也要送我们上学。我后来能考上警校，能坚持写作，在《诗刊》这些杂志上发表作品，出版几本诗集，王先生的影响太大了！他又说，我儿子能考上北大，也与这些文化大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他们回京后与“向阳湖”乡亲还保持着亲戚般的感情与联络。新华书店总店给我们乡捐赠了不少书。有位老爷子退休后来这里住过半年，我儿子那时还没上学，经常陪着他，听他讲故事……

他带我们看了干校四大队的旧址“王六嘴”，李季、孟超、张光年、韦君宜等人住过的红砖平房，还有仍在使用的干校建造的“五七桥”、“向阳桥”、“红旗桥”等等，临别送我一本他2011年出版的集子《诗意向阳湖》。

如果你望文生义，以为它与臧克家的《忆向阳》是同类美化干校生活的东东，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这样说，并无贬低臧克家先生的意思。《忆向阳》写作和发表于那个特定年代，又与作者独特的个人身世和情感有关，从诗艺上讲新旧杂糅的绝句体也确有高明之处。对此，与他一起下放向阳湖的所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阎纲有公道的评析。

“五七干校”的首要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阎纲、胡德培、周明等人当年都是被整的“五一六分子”呢。那天，我们在“王六嘴”遇到一个叫王宏伟的村民，60多岁，他告诉我们：臧克家在他家住过；他亲眼看到批斗会上有两个人被打得很惨。

钱锺书1980年底在为夫人杨绛的《干校六记》作的序里说，干校搞“运动”的三种人，被整者、整人者和参与整人者，若从干校生活的全景看，可以有不同的归类法：

第一类，整人的“军宣队”和专案组干部，他们是“人上人”，也不用参加劳动。

第二类是，被专案审查的嫌似“五一六分子”，和孟超等“文革”前夕就开始重点批斗的“黑五类”分子，这些人最惨。

柳忠秧的长诗《向阳湖的历史天空》上篇第十三章，题为“长眠向阳湖的十一个无罪者”写道：

请痛挽不明死因的翻译家金人！ /请超度“负罪”向阳湖死不瞑目的侯金镜！/请缅怀因“现行反革命”而被折磨至死的孙昌雯！……

第三类“群众”，可细分三样人。

一是政治运动积极分子，这样的人总是少不了的，或要“再立新功”，或要“将功折罪”。这里不说他们了。

二是多次“运动”中早已定性的“死老虎”。他们被下放干校，感觉比在被紧盯的原单位轻松多了。比如老“右派”、“洋奴”萧乾，

1995年的题词是“向阳湖是文革时期我们（夫妇）的避难所”。

三是随大流下放的“逍遥派”。久居北京城的他们，在江南水乡有强烈的新鲜感，苦日子过去很久后回忆起来，甚至有一种乾隆皇帝下江南般的快意。比如单士元老先生，90岁那年题词：“向阳甘棠，桂香满天，灵芝铺地，如入仙境。每一念及，令人神往。”单士元1907年生于北京，1924年底溥仪出宫后任“清室善后委员会”书记员，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一直呆在故宫，从研究员做到副院长。

杨绛的《干校六记》有一章是《学圃记闲》，她说在干校的工作其实不太艰苦，就是单调，或者是担尿挑粪等知识分子从来不会主动接触的劳动。在《凿井记劳》说，贫下中农的眼中，“我们”是“他们”，农民对干校学员都很见外，还常常把他们种的菜和农作物偷去。这样的说法很真实。

廖咏絮在央视纪录片《大师的背影·向阳湖畔》拍摄纪实文章中写道：随机采访到了人群中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大爷，居然对当年“二十五连”下放的一些过往记忆犹新，能清楚地说出当时连队医生的名字，也还记得当时在农民中流传一时的关于干校干部的民谣：“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金表。”因为这些高资“五七战士”，并不像农民靠天吃饭，是保留工资待遇来“劳动锻炼”的嘛。

农民对下放干部和“知青”有这种看法，一点也不奇怪，就像鲁迅说焦大不能理解林妹妹的痛苦一样。同是文化名人、同是知青，对“五七干校”、对“上山下乡”运动尚且认识大不同；何况，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不同阶层、精神文化需求处于不同层次的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理解那是多么困难！

我欣赏杨绛先生的真诚与清醒。王世襄先生也一样，正视现实，既看到底层农民生活的更贫穷更艰难，也表达了自己对学无所用而虚度年华的忧伤。

“旧社会”过来的高知王世襄，在“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右派”，是“老运动员”；下放之前，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在“向阳湖”，他插秧、种菜，放养家禽家畜，什么活都干。逆境中他所谓的“受而无怨”，你可以说是天性开朗，也可以说是“不敢怨”，启动了心理上的自我保护机制，美其名曰“豁达乐观”。

所以，在当时，他写放牛：“日斜归牧且从容，缓步长堤任好风，我学村童君莫笑，倒骑牛背剥莲蓬。”好像归隐田园般美好。他在《观鱼诗》里写道：“春搴兰草秋芝草，朝啖团鱼暮鳜鱼，日日逍遥无一事，咸宁虽好却愁予。”这是寄给下放在天津团泊洼文化部干校的夫人袁荃猷的，要通过两边军宣队的审查，有美化干校生活之嫌，最后却也表露了压抑不住的“闲愁”。这首《畦边偶成》：“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状物言志，就更是寄寓了坚忍而不屈服的心理。

这切合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对干校生活的总体评价。1997年，他“忆向阳”的题词写道：“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向阳湖。”

诗人柳忠秧在长诗《向阳湖的历史天空》上篇的结尾部分吟道：“聚合离散，星移斗转，/ “文明的祭园”诉说着一幕幕人间悲欢。/一湖血泪，一湖青史，一湖诗篇，/小舟自横，细雨徐来，几多沧桑，几许悲鸣。/岁月为向阳湖留下一串串不屈的身影，/时空为向阳湖定格一串串光辉的心灵。”这不是歌功颂德，也不是单纯的控诉和声讨。这是诗史。

韩志读懂了“向阳湖”的文化人，读懂了“五七干校”。他既有当地农家子弟对湖区艰苦生活的体验，也有对农民敬羡高知心理的体认；既受王世襄等文化名人的直接影响，也有精读李城外所收集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整体把握。他的《诗意向阳湖》可以说一部关于“五七干校”生活的优秀史诗，既比某些文化名士《忆向阳》的文章看法客观全面深刻，更比哪些叫嚷“青春无悔”的下乡知青作家有见识有思想有人文关怀。

曾下放向阳湖、担任过《诗刊》常务副主编的丁国成先生，给他的这本集子写的跋，题为《见证向阳湖的“诗意”》，给予颇高的评价。事实上，这本诗集也可以是“知识分子改造”和“文革”的见证之一。

韩志的这本《诗意向阳湖》计，记文化名人的“人篇”87，“事篇”5，“物篇”7，连“后记”共100篇。我最欣赏的是，综合性纪事和状物的。“事篇”的《“五一六”：一个刻骨铭心的莫须有故事》等，固然准确生动再现了当年的政治环境；“物篇”都有湖区特色，让我的这个水乡长大的人感觉很亲切，且情景交融，思想真诚而敏锐，又有诗的意象。

比如，这篇《菱角刺：扎脚 钻心 在脚底缀满星图》，我看题目想起童年生活就害怕，更想象不出那些北方来的穿惯皮鞋的人，是如何适应在南方湖区泥埂上走路的！

比如，这篇《电闪雷鸣：向阳湖天空上演着大自然杰作》，想象那些年过半百的北京文化人（下放时俞平伯年过古稀，冰心年过六旬），在空旷的湖区劳动时，或住在简易房舍里，比李尔王在暴风雨中的情境如何？

最好的是这篇《蚂蝗与蚊子：吸血 出血面前人人平等》，黑色的幽默令人啼笑皆非。“文化人的一腔热血/汩汩流出/源源不断地输入蚂蟥体腔/蚂蟥仿佛变得/一下子有了文化”，这是含血带泪的热讽；“蚊子说/这些个算啥/你哪比得了我/有一种血/你肯定没有尝过/蚂蟥问：/哪种/蚊子：/军宣队的血/ 他们从不下田劳动/蚂蟥：/自愧不如”，道出了湖区自然环境的艰苦，也是对奉旨整人“军宣队”的冷嘲。

韩志明白，“这么多大家这么多名人/齐聚向阳湖/古今中外的一大文化奇观”(《（咏）吕济民：聚会，向阳湖是天造地设的干校博物馆》，这是咸宁的幸运，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向阳湖人的幸运；但是，从总体看，从民族全体和国家全局看，却是一场悲剧：“一曲向阳梦/万古费思量/向阳湖啊流放地/说荒唐来不荒唐/说不荒唐也荒唐”（《（咏）崔道怡：湖梦非梦，建一门向阳湖学也道不完》）

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些“干部”（包括文化名人），出门前呼后拥，出门要人撑伞，开会要人拎茶杯，穷奢极欲地享受，会觉得毛泽东警告干部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要当官做老爷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全体撵鸭子一样地流放到荒湖“劳动改造”，却无疑是对文化对人才的戕害。世上大路有千万条，我们的民族不能总在两个极端选择吧？

所以，下放向阳湖时是原文化部副部长、文革后退休时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琦同志，痛定思痛给“向阳湖”干校的题词，言简意赅：“不能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了！”

基层，特别是偏远地区的人民大众，是渴望文化教育的。政府必须在教科文的人财物投资上向边远与贫困地区倾斜，促进社会公平与均衡发展，而不是相反。精英阶层也应该用自己的知识与资源回报社会，撒播文化教育的种子。不是每个人都有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的能力与财富；各人可以选择自认合适的方式去做，这也是每个有心人的公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