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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周恩来与时乐濛(前左)等合影。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很多人会唱这首《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这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歌,我伯父时乐濛是其两位曲作者之一。“文革”年代大家都唱这首歌,伯父却被摘下领章帽徽,关在班房,受着管制。
江青一句话害惨伯父
那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艺术指导、总政治部歌舞团团长的伯父被打成“走资派”“黑权威”,身陷囹圄。后来,伯父在1970年5月被送到山西侯马的总政干校劳动。
5年过去了,一批批老干部先后解决了问题,落实了政策。可因为江青说过“时乐濛的创作思想很坏”这句话,始终无人敢为伯父讲情。
有人提议伯父给邓小平写信
1975年5月初的一天,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魏伯亭悄悄告诉伯父:“邓小平同志问了你的情况。”“是吗?”伯父有点惊喜。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
伯父得到这句话一个月后,他就被解放了,恢复了工作。不久,文工团修钢琴的张师傅对伯父讲:“时团长,有人希望你能给邓小平同志写封感谢信,他负责转交。”当时,伯父笑了笑,没吭声。他心想: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不久,百废待举,时间紧迫,这时给他写感谢信,既无必要,又不合适。
感谢信最终没能送出去
风云突变,1975年11月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邓小平又一次陷入逆境。一天,有人拿着一首歌词来找伯父,说:“现在高质量的歌曲都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你看能不能写?”来人走后,伯母说:“这里面除了高调、废话、套话外,就是脏话,没有好话。咱们不能谱,不能让它坑害人。”她怕伯父交不了卷,又说:“如果问你要,你就说不知被我放哪里去了。”后来,这伙人也没有来要,伯父更没有对此写过一个音符。
伯父想着: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温暖,最需要帮助,自己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起码要有良心。他想起曾有人叫他给邓小平写信的事,于是拿起笔,果敢地给邓小平写了封感谢信。但当伯父和张师傅找到当初那位主动要转交信件的人时,遭到了婉拒。伯父很懊丧,却表示理解。怎么办呢?把信投入邮筒里,那更不行,更不利。最终只好作罢。后来,伯父每提起这封没能转交没能邮寄出去的信,都显示出少有的后悔。
(河南三门峡 时昭晖 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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