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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写给江恒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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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8 16:34: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20年04月18日   05:朝花/连载/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摄影/日升

      唐吉慧

      与友人偶然路过这里,这幢晨曦下的老房子还没有开门。我对朋友说十多年前我曾来参观过,三层小楼,有花园、有露台,设计得庄重简洁,布置得优雅明亮。与许多老建筑一样,在琉璃光影的大都市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老楼门前有它的名字“徐汇艺术馆”,走近又见到挂在清水红砖墙上的牌子“鸿英图书馆旧址”。

      这些天读到一页黄炎培写给问公的信,信的开头说:“鸿英呈文就寅文兄原稿略加修润,寄上乞转致。此文此事,两足珍也,我辈几十年中间创造,至此乃可云收拾干净,此小小文化事业,值得纪念的友好,包括在世离世,着实不少。竹老在此局最危殆之际,慨然出任,尤堪永念。”问公是学者江恒源;鸿英是鸿英图书馆;竹老是教育家蒋维乔。寥寥数十字,墨色平淡,行笔从容,黄炎培对鸿英图书馆、对曾经并肩为鸿英图书馆工作过的同事们的怀念却溢于纸间。

      鸿英图书馆的前身是黄炎培、沈恩孚、史量才等人在1924年发起的“甲子社”,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资料的收集与审批,1931年更名为“人文社”,设立人文图书馆。1933年4月,古稀之年的民族实业家叶鸿英,在参观人文社后决议支持图书馆的发展。他对黄炎培说:“这样丰富的图书资料,估计价值,何止50万元,我来捐赠50万元吧!”就这样以叶鸿英的名字命名人文图书馆,蔡元培、黄炎培、沈恩孚、江恒源等15人担任鸿英图书馆基金董事。图书馆“以社会科学为范围,以社会科学之中历史为核心”为收藏特色,也搜集关于近代史的史料,如民国元年起出版的中文书籍、杂志、报纸和各地方志、宗谱等资料。馆长是沈恩孚,沈逝世后继任馆长为蒋维乔,黄炎培作为驻馆董事,负责主要事务。

      1933年6月,鸿英图书馆租借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幢洋房展开筹备的工作。一件关于鸿英图书馆的公文(1934年3月17日致法租界公董局的)有如下内容:“专业搜集图书杂志及史料。备学者之研究及参考。现已积有图书杂志约四万三千册。史料约九十五万件。一俟整理就绪。即拟公开阅览。素悉贵公董局以提倡文化事业。对于文化机关有免收记捐之例。敝处用特专函请求。深盼贵公董局行知捐务处准——予免收房捐。俟敝处得以此项免捐之数增购图书。即公众间受益非鲜……”公文左侧是沈恩孚的批注:“其名称是否以法公董局为准确,并请一查。孚。”黄炎培先对公文作了简单的润饰,而后在右侧写了“托陆伯鸿先生代致”。陆伯鸿是著名企业家、慈善家,是第一批进入法租界公董局的五名华人董事之一,从事过电力、钢铁、航运等行业。1934年5月,法租界公董局回复鸿英图书馆,经工部局委员会议确认,“鸿英图书馆为文化事业,所请免除巡捕捐一节应予照准”。巡捕捐是租界当局征收的房产税,因最初由巡捕上门收取,而叫巡捕捐,即公文中提到的房捐,那年鸿英的巡捕捐为480元。

      鸿英的筹备起初算是顺利,据记载,到1935年2月,图书馆已藏有图书64802册,图表219幅,杂件400件,报纸49种,选辑各报史料1053216件等。不过安定的日子仅仅3年,随着1937年叶鸿英的病逝、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爆发,鸿英这家私人图书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42年1月30日,日本宪兵以检查抗日图书为由闯入鸿英图书馆,次日塞了整整一卡车近2000册图书资料扬长而去。同年12月21日夜晚,日本宪兵再度闯入,蒋维乔回忆说,“敌人举动残暴,见物即毁,书报狼藉满地,铁箱也被打开,事后修理,损失殊多”。幸而图书馆职工预见了时局的危急,先前把期刊图书分散包装藏在了小间里,门外堆了破旧的桌椅做掩饰,有些连夜藏在天花板夹层中,将大部分资料保护了下来。待抗战胜利,那些被抢去的图书资料也得以归还。

      战乱频仍,缺少持续资金的支持,鸿英不得不靠四处化缘勉强度日,苦苦支撑到新中国成立。1950年2月,黄炎培与几位鸿英元老商量后,将经费窘迫、无以为继的图书馆交给上海市教育局代管。黄炎培的这封信写在1952年的9月9日。当时黄炎培已定居北京,上海的事务都由蒋维乔、江恒源等挚友相助。正是这一年,上海市文化局正式接手鸿英,年近80的蒋维乔再次出任馆长,所以黄炎培在信中说:“竹老在此局最危殆之际,慨然出任,尤堪永念。”接着不忘牵挂一句:“不知近况如何?经济还过得去否?”

      在信的后半部分,黄炎培为老朋友抄写了一段自己的作文:“再来开开玩笑吧!‘接答题’,接,应是‘截’。我最后——可以肯定是最后了——所作八股两束比,不论乡(会)试,自信足以当选。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束比)!舍文章而求性道。五十学易,寡过犹惧未能。何幸千里一堂,得畅聆乎苌乐郯官之解答。观流水而听鸣琴,得一知心。生平可以不恨,只此巴人下里,曾何羡乎阳春白雪之孤高(旧稿新改)。炎培。”八股文曾盛极一时,到1905年清政府取消科举才彻底废除了这支陈腐的“烂调子”。黄炎培出生在1878年,受旧文化教育20年,用功八股文10年,信中的这段文字是八股文废除后黄炎培作的最后一篇,他将它视为游戏之作:“可为中国流行五百多年的古典文学的最后纪念品。今后再没有人写八股文了吧!”难怪信末揶揄自己:“哈哈,酸气冲天。”

      纵观黄炎培跨越多个年代的一生,他致力于国事的奔走调停,在国家的内忧外患之下,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不求身长寿,但愿国万岁。不欲人歌功,但求心无愧。有志兴邦国,无心谋富贵。岂甘做瓦全,宁可为玉碎。国存而我亡,万死亦无愧。”鸿英图书馆或许只是他工作中小小的一部分,却为历史文献资料的保存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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