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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被俘令中央兴奋不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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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0 13:10: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日期:2019年12月02日 17:33:21 来源:文汇网 作者:夏继诚

      原标题:他的被俘令中央兴奋不已,周恩来亲笔起草贺电,中央军委指示“加镣铐押送”,却为何最终获得特赦?

▲康泽

      解放军在襄樊战役中歼敌2.1万,活捉了康泽,实现了战役的全胜。新华社襄阳前线记者采写的《康泽就擒记详》的通讯,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有的报纸还冠以“躲入地道装死丑态毕露,躺在地上活像一条死猪”的生动标题。

      但是,在南京的蒋介石却令中央社发出一则电讯:康泽自杀成仁,为党国牺牲。7月22日,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又公开宣布,“康司令官在襄樊作战中业已殉难”,成了“光荣的烈士”。

      康泽的妻子朱素怀从报上看到这条消息后,伤心至极,哭得死去活来,逢人便说她丈夫如何对党国忠心耿耿,如今成了蒋总统的忠勇烈士。蒋介石也假惺惺地派军务局长俞济时前往“慰问”,还送去10万元金圆券。

      其实,当康泽在主碉楼底层躲藏之际,由于戴着厚厚的钢盔,保护住了头部,只是两个膀子擦破了一点皮,并未做到他向蒋介石保证的“与城共存亡”,“烈士”云云更属子虚乌有。康泽被押解到前线司令部,第一句话就问:“贵部有医生没有?我的膀子该不会残废吧?”

      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司令员见到了康泽。

      康泽交待了襄樊作战中的一些情况,但对自己下令施放黄磷弹烧毁大批民房一事却故意避而不谈。

      刘伯承脸上现出严肃的神情,严厉地说:“你知道不知道黄磷弹是有毒的?你知道不知道烧毁大批民房是有罪的?”

      康泽在刘伯承威严的目光下,只得嗫嗫嚅嚅地说:“我有罪,我有罪。”

      刘伯承最后对康泽说:“你确实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今天你成了战俘,我们是不杀俘虏的。希望你好好学习,认罪服罪,争取人民对你的宽大处理。”

      康泽很快从中原前线押送到后方,关押在井陉河畔的华北军区保卫部,后来被转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

      特赦后受到周恩来接见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200多名高级战俘中,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人,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只有康泽。他常常以此作为“资本”而瞧不起别人,甚至为此而坚持“气节”不肯低头认罪。

      一天.康泽主动来到杜聿明身边,见四下无人,就对杜说:“我们都是黄埔学生,我们要坚持民族气节,不能做软骨头!”

      康泽这一反动的“气节”论在当时的功德林战犯中还有一定的市场。终于有一天,爆发了一场大辩论。管理所领导出的辩论题是:“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民族气节?”

      黄维第一个发言说:“我要坚持文天祥的气节,决不向敌人投降。”

      康泽长期搞特务工作,养成了阴沉虚伪、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他在这样的时候决不会像黄维那样当“出头椽子”,但他内心窃喜,感到黄维完全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黄维的话音刚落,战犯们群起而攻之,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火力很猛,发言者纷纷指出这是坚持反人民的立场,是对蒋介石的“愚忠”,是不肯认罪的表现。

      康泽听着这些发言,如坐针毡。特别是战犯管理所领导姚伦的总结发言,对康泽所持的这一反动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使他感到鞭辟入里,句句打中了自己的要害。

      当时,小组学习的主要材料是报纸。康泽在学习中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不谈真实思想,而是照着报纸读。非但如此,他读报的声音又特别小,别人听不清,就请他读大声点。这一来却触怒了他,他就没好气地对人大声吼道:“你高兴听就听,不高兴听就不听!”

      平时,康泽常常独来独往,很少与人交往,也很少跟人说话。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三天只说两句话……学习落后者,康泽也!”

      一天,康泽与邱行湘之间爆发了一场使他威风扫地的“战争”。

      邱行湘被俘前是青年军二○六师师长兼洛阳城防指挥官,军衔是少将。邱行湘隶属于陈诚系,平时信奉的格言是“军人不问政治”。他所说的政治仅仅是指康泽的“复兴社”、戴笠的“励行社”等特务组织暗中搞的那一套。其实,不论是陈诚还是其系统中的骨干黄维、杨伯涛、邱行湘等,或是何应钦及其系统中的骨干杜聿明等,对蒋介石最信得过的“康戴二公”即康泽和戴笠,都是侧目而视、嗤之以鼻的。

      那天邱行湘匆匆而行,不料迎面碰上了康泽。虽然从心眼里看不起他,但眼下毕竟都是功德林里的同学,所以邱行湘满脸堆笑迎上前去和康泽打招呼。谁知康泽竟连眼皮也不抬,似乎压根儿就没有看到邱行湘。这真是太瞧不起人了,邱行湘立时面红耳赤,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一天,邱行湘捎来一桶面片后,照例分盛到各组的大盆里,然后端着本组的一大盆面片进屋放在桌子上,对大家说:“今天吃面片,不分了,吃干吃稀,吃多吃少,各人请便吧!”

      康泽平时动作缓慢,今天却第一个动手盛面片。本来,功德林的伙食不错,鸡鸭鱼肉不断,战犯们的营养是足够的。但那天,康泽对肉沫似乎特感兴趣,慢吞吞地把许多肉沫捞进了碗里。邱行湘一见,火冒三丈,站到康泽面前,用手指了指康泽手中的面片,厉声喝道:“倒回去!”

      康泽手里拿着汤勺还在捞肉沫,突然遭此一击,一时尚未回过神来。

      邱行湘二话没说,上前一步,从康泽手中一把夺过瓷碗,把面片倒回了大盆,然后把空碗交给康泽,命令他站到最后面去。

      康泽从当上蒋介石的侍从参谋那天起,“见官长一级”,对人颐指气使,架子大得不得了,今天遭此羞辱,可说是20多年来第一次。他脸上由红转青,由青转白,足足愣了几分钟,然后恶狠狠地对邱行湘骂了一句:“你他妈的比共产党还要厉害!”

      邱行湘立时回敬康泽:“你他妈的就知道顾自己!你没有看见你背后站着老头子王陵基,他比你大十九岁,你好意思让他久等!你把肉沫都捞到自己碗里,人家吃什么?!”

      义正词严,正气灼灼,康泽一下子蔫了。这场小小的“战争”以康泽的失败而告结束。但邱行湘后来也受到了战犯管理处姚伦处长的批评,说他作为组长,对组员康泽的做法有点过火。

      不过,康泽咒骂邱行湘的那句话,遭到了其他战犯的严厉指责,批评他学习改造了这么长时间,对共产党还持这样的看法,太不像话了。有的人责问他:“康泽,你难道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吗?”

      康泽患有高血压、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一次他心脏病发作,战犯管理所及时将他送到医院治疗。医院的条件很好,医护人员态度热情,服务周到,对他这个“特务头子”丝毫没有歧视,这使他大为感动。有句俗话称为“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康泽把自己抓到共产党后采取的凶残手段跟共产党对自己的宽宏大量相比较,内心无比愧疚。

      1957年,党和政府为了加速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决定将功德林监狱对外开放,让战犯们与社会接触,并请一些高层的爱国民主人士前往参观。他们大多是战犯们的老师、长官或同事,德高望重,是战犯们仰慕和敬佩的人物。

      一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也来到功德林监狱,看望正在学习改造的国民党高级战犯。这一年邵力子已75岁高龄,满头银发,慈眉善目。他和30多年前就已熟悉的康泽握手时,勉励康好好学习改造。康泽回想起自己早前曾把邵夫人傅学文要暗杀蒋介石的话向蒋介石告密的卑鄙勾当,羞愧得无地自容……

      组织在押战犯到各地参观,使他们亲眼看看解放后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亲身领略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感受一下崭新的社会道德风尚,这是党和政府又一重大举措。

      在战犯管理所和各地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下,康泽和大家一起到北京、天津、沈阳、鞍山、长春、武汉等地进行了参观。

      从外地参观回到北京功德林后,三天只说两句话的康泽,向曾经同为复兴社头目的曾扩情说了一句心里话:“谁愿吹捧共产党、为共产党说好话呀,但在真理面前,谁又能否定呀!”

      此话一传开,在战犯管理所里简直是石破天惊,这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康泽,终于向真理低头了!

      康泽被俘后相当长时间内,对蒋介石不愿说一个“不”字。现在不同了,当年身为复兴社书记长的康泽在一份交代材料中写道:复兴社这个组织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在蒋介石腹中脱胎的产儿。其目的在于把权力更集中于蒋介石独夫之手,对中国人民进行更凶恶的镇压。

      康泽作为复兴社、三青团的两个反动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和实际头目,了解的内情很多,他写的认罪交代材料数量之多,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几乎是首屈一指,有人说他写的史料有3000多件,稿子堆起来足有5尺多高,被称为“功德林里的材料库”。

      有关部门对于已经有了积极转变的康泽,即使尚是初步的,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让康泽“监外就医”,即“暗放明不放”,实际上是将他释放了。时为1961年底。

      在战犯中,能够享受“监外就医”这种“特殊”照顾的人只有三位,除康泽外,另两位是80多岁的王陵基和曾任伪满洲国尚书大臣的吉兴。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自己的格外开恩和特殊照顾,使康泽深受感动。感情不轻易外露的他,说起那些事情来常常激动得眼含泪水……

      康泽于1963年4月9日第四批正式获特赦。由于他的职务和军阶高,成了这批特赦中的打头人。沈醉特地到旅馆看望他,向他表示祝贺。康泽惭愧地说:想不到自己能得到特赦。他说自己的罪孽深重,真想不到共产党对自己这样宽宏大量。

      特赦后,党和政府又安排康泽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了文史专员。

      在“爱国不分先后,觉悟不分早晚”的政策感召下,康泽和杜聿明、王耀武等文史专员都成了爱国民主人士,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全体文史专员。陈毅热情地说:“听说大家在政协工作热情很高,表现很好。各位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党和政府对各位很关心,决定让各位在新中国的时代里,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总理很惦念你们,特邀请来这里见面谈话,总理为此亲自打电话通知我,我是政协副主席,对各位也负有责任,很愿意来参加。最近台湾放出一些流言蜚语,说各位没有真正得到自由。我现在要问各位一句话,你们是不是真正自由了哩?不要有顾虑,可以坦率地告诉总理和我。凡是各位感到不自由之处,我们一定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各位有充分的自由。”

      所有文史专员都发了言,一致表示: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一切统统由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大家并对台湾当局的造谣诬蔑痛加驳斥。

      使康泽感到特别愤慨的是,蒋介石在台湾一次党务会上谈到康泽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曾经提到康同志在大陆被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天我愿意重复提出来再说一回。康同志遭受共匪炼狱的折磨,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他的儿子曾经见到他,其时正是大陆隆冬天气,可是他却是破衣一袭,寒彻骨髓。他对儿子表示:无论刀锯鼎镬,任何威胁利诱手段,都不能磨损他革命的意志……”

      于是康泽公开发表了如下一段文字:

      我跟蒋介石做事20年,为他效忠了20年,只是在1941年12月为飞机运狗的问题,他当面骂过我一次。这次骂我,是他开始对我讨厌的表现,同时也隐约露出了他心里的打算。那时蒋经国任江西赣州专员兼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长,因而那时我已微微感到了他有些家天下的搞法了,同时我也感到这个人常常前言不符后语。在黄埔军校的一段时间,他表现得多“革命”,以后又转得那么快。对他的言语行踪,简直无法整理。他对别动队、三青团的讲话,真是甜言蜜语,好话说尽,使人死心塌地为他去卖命。但转瞬之间,他所表现的全不是他以前说的那样。现在我才比较清楚地看到他只有一个目的不变,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掌握政权,巩固他的统治权和政权的“世袭”。

      周恩来和陈毅接见文史专员后,在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下,康泽和其他文史专员于1964年春到苏、浙、皖、赣、湘、鄂等省进行了参观浏览。

      康泽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这个岗位上,除了审阅研究别人的稿件外,自己也撰写了《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经历》等回忆文章,比较翔实地记录了他“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在国内和海外广为流传,被报刊、电影、电视和史学界广泛引用,影响很大。蒋介石得报后,气得咬牙切齿,大骂康泽。

      1967年12月23日,康泽因心脏病等症复发去世,终年63岁。

      ——摘编自《炎黄春秋》 2018年第三期

      作者:夏继诚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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