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0年03月13日 17:54:24 来源：文汇网 作者: 张晖
彭、林二人与毛泽东的历史渊源
彭德怀、林彪都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主将。在共事时间上，毛泽东与林彪43年，与彭德怀31年（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止）。
毛泽东对彭德怀、林彪都有过高度赞誉。对彭德怀，毛泽东曾有诗赞：“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对林彪，毛泽东在延安抗大演讲中说道：全国只要有500个林彪，就能打败日本。
中央红军长征时，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一前一后，拱卫着中央纵队。彭德怀将红一、红三军团比作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
当然，彭、林与毛泽东也有违拗之时、之事。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面向彭德怀，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合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有学者说，毛泽东与林彪共事长达44年（笔者以为应是43年多），新中国成立前与后几乎各占一半，“林彪在毛泽东那里，除开最后的两年，从来都是有分量、有地位、有影响，受信任、受爱护、受倚重的”。
黄克诚说过：红军时期，毛泽东手下有三位战将：彭德怀、林彪、黄公略。
在人们眼里，似乎林彪对毛泽东更顺从些，彭德怀秉性比较执拗。张闻天夫人刘英说：毛主席整彭德怀，主要是彭不附和他，不好使用；不像林彪，真的假的会附和他。
刘英所言有据。1929年夏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在前委与军委设置的争论中，许多人指责前委书记毛泽东“专权”，搞“家长制”，使其被迫辞职离开红四军。每谈及此，毛泽东总是感慨万分，说：那时，林彪同我一道，赞成我，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
在庐山会议和随后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有人指彭德怀有“反骨”，甚至还有人担心毛主席身后没有人“压得住”彭德怀。实则，无论是在井冈山时期还是在长征路上，甚或到达陕北以后，林彪对毛泽东也并不都是唯命是从，犹疑、动摇甚至质疑、反对也都有表现。会理会议前夕，林彪的这种表现更为突出。他对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四渡赤水”“兜圈子”“走弓背路”表示不满，给军委写信，给彭德怀打电话，同时也私下流露，意在更换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提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行动”，由彭德怀接掌全军指挥权，带领红军冲出重围，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也有一封给中央的电报，反映红三军团一些人对目前这种“兜圈子”走法有不少埋怨情绪。毛泽东认定这种不满的根子应该是彭德怀。
在1935年5月12日召开的会理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厉声指向彭德怀：“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是在困难面前动摇，是右倾。林彪给中央写信，是你鼓动起来的……三军团对作战方针有埋怨情绪，你向中央隐瞒，少奇向中央反映，你不签字。”
在会理会议上，对林彪给军委写信并不知情的彭德怀成为批评的焦点。本来是林彪写信挑起事端，是他“力推”彭德怀取毛而代之，只是那时毛泽东对林彪欣赏有加，又总认为林彪还是个“娃子”，打仗也很在行，就没有过多追究，反倒认为林彪的这些“异常之举”是受了彭德怀的“蛊惑”。毛泽东由此对彭德怀产生误解。彭的倔强，林的灵活与顺水推舟乃至倡导崇拜，最终使彭、林的地位发生改变。
彭德怀无端受林彪之“累”，可谓不浅。
实际上，无论是中央红军长征，还是1947年3月之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指挥红三军团和西北野战军的彭德怀都建立了特殊功勋。
彭德怀的秘书郑文翰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彭德怀在我军重要历史关头，在关键性的岗位上，都做出了关键性的重要贡献。有人用“临危受命”来形容彭老总的战功。确实，从1929年指挥红五军守卫井冈山；长征中亲率红三军团连续突破封锁线，血战湘江、娄山关、遵义城，损失极为惨重，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张国焘闹分裂，又是彭德怀加派兵力保护毛泽东、周恩来安全脱身；1947年胡宗南10万大军突进延安，彭德怀指挥2万野战军与其周旋，掩护党中央安全转移…… 只是，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却总是磕磕绊绊，受到诸多因素和误会的困扰。
就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彭本人个性角度出发，除了其他因由，还可看出人们时而提及的两个因素：一是，彭与毛既有历史误会，又有现实误会，而这种误会又一直没能在两人间开诚布公地消除。会理之前的误解，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从1935年到1959年24年间，彭德怀回忆：“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向主席去申明此事。”而1952年7月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又担任国防部部长，对此任职并不“情愿”的彭德怀在几个场合也向毛泽东四次表示过要辞去国防部部长等军中职务的想法，均被毛泽东拒绝。毛泽东甚至对彭德怀一而再地请辞产生误解。二是，彭德怀爽直、耿直、刚直，与毛泽东的行事风格必会撞出火花。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谈到老搭档彭德怀的个性时，说彭个性刚烈，处事不苟且、不屈从，做事不矫饰、不阿谀。
彭德怀的这种性格与毛泽东难免会针尖对麦芒。
1929年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四军南下，井冈山交由彭德怀的红五军留守。其间，彭德怀受赣西南特委朱昌偕等人鼓动，派部队枪杀了袁文才、王佐，毛泽东深感震惊、惋惜。1932年3月中旬江西赣县江口会议，就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彭德怀与毛泽东争得面红耳赤，彭还拍了桌子。抗战中，彭德怀搞了一个百团大战，也有人说是有违毛泽东游击战意图。1947年3月，胡宗南兵临延安，彭德怀提出必须坚决放弃延安，也与毛泽东还想坚守至3月29日的想法相左。1950年12月，对于志愿军是否发起第三次战役的时机，彭德怀主张先做休整，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目前仍应采取稳进”；毛泽东则要求乘胜追击，再打一仗，立即越过三八线，然后休整（彭德怀遵令执行）……50年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在推进军队正规化进程中，军队实行军衔制、薪金制、义务兵役制，这些是与不愿挂“军衔牌牌”、提倡供给制和志愿兵役制的毛泽东意见相左的。
1935年会理会议上批评彭德怀，是第一次公开范围内针对彭；1945年延安整风时，于党的七大前后召开华北座谈会，是第二次集中批整彭德怀。在这次座谈会和1955年3月下旬全国党代表会议以及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彭德怀都一再做了检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军队落后于地方，表达了对军队工作的不满，说：工农兵学商，农业先解放，其次是工业，商业也已解放，没有解放的就是军队和教育界。会上，彭德怀有一个自我检讨提纲，说自己与毛主席的认识，不是同床异梦，也不是一见如故，而是在两者之间。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毛泽东又突然指责彭德怀，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实际上，从1935年之后，20多年来彭德怀也是“检讨”过来的。
然而，毛泽东自有对彭德怀定型的认识，也不认为彭德怀一而再地检讨是心悦诚服的（毛泽东曾对师哲讲彭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长期以来，毛泽东就认为彭德怀是一贯反对他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讲过：‘会理会议、延安会议（指王明回国后的那次会议）、中央苏区的江口会议，我们两个人就在斗。’”所以，毛、彭之间的误解就总是难以冰释，彭德怀也总是一次次难以过关。毛、彭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最终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为彭的一封“意见书”所燃爆。
黄克诚曾同李锐谈过，说：毛泽东与彭德怀两人相互成见很深，有许多历史上的疙瘩没有解开。
1983年，胡乔木在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时，谈到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决裂”，说：“毛主席和彭德怀是长期共事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过很长时间的合作，在这之中也产生了一些摩擦。他们的个性有些不同。……拿彭德怀来说，他在1959年曾写了一封署名的信给毛泽东，批评1958年所实行的办法。这封信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委婉。但如果他采取其他方式的话，可能不至于导致后来那种不幸的结局。……彭德怀采取的方式和选择的时机都是不幸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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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7 15:5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