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的故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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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舅的故事我从来也没跟任何人说起过，可大舅的人生故事一直在我心灵深处的某个角落里存放着，它像一件很珍贵的东西，轻易不能示人；但它终有一天要见天日，要向世人展示它的真实的本来面目。

大舅的人生故事是一个过去了很多年的故事。年代久了，就成了一段淹没了的历史。很多年过去了，也许谁也不再记得那些人和事，不记得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可我总觉得大舅的故事是不应该让岁月淹没的，他存活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人的经历在历史长河浩瀚人海中不算什么，可对于这个人以至这个人的家庭、家族，也许是永远刻骨铭心的，甚至会使他们的人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国家已经改革开放思想解放30多年，我也已经快60岁了，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也不怕人戴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了，把留存在记忆深处的故事写下来，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代吸取教训，也为了让先人安息。

大舅是我母亲的长兄，是母亲最崇拜的人之一。可他的命运很悲惨。悲惨得令人震惊。他的故事是我从母亲那里得知的。在他晚年病重期间，被我大姨妈接到鼓浪屿养病。我母亲特地赶去探望他，在他病重但头脑非常清醒的情况下，了解了许多有关他的真实故事。母亲回来后非常心痛地含着流泪把真相告诉了我。20多年过去了，母亲讲的故事始终萦绕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说来话长，一言难尽。这要从年轻时的大舅说起。

大舅出身在书香门第，是十一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子。他三岁就会背唐诗，五岁时进私塾，聪颖过人，读过的书过目不忘，深得老师厚爱。大舅七岁就能作诗，一手毛笔字老练如成年人，常博得长辈的夸奖。大舅长得最像外公，一双大眼睛深深镶嵌在清瘦的脸上，炯炯有神。用英俊少年形容他一点不为过。

聪明早熟的大舅，是外公外婆的骄傲和希望，也最得他父母疼爱器重。我外婆没缠过脚，出身名门知书达理；外公虽说从小家境贫寒，但酷爱读书，自学成才，中年以后是个老中医。因为年轻时曾参加过北伐革命，中年以后弃官回乡，读书行医，给穷人治病不收钱，在乡里很有名望。外公外婆从不打骂训斥小孩，家中所有的孩子无论男女都读到大学。在他们的培养教育下，他们的长子是所有孩子的表率。

大舅不到十八岁就长得一表人才，乡里乡亲、外公的老友就有好几个来提亲的。可开明的外公外婆不应承，说让长子多读点书多做点学问，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大舅学业优秀，出口就是古文诗辞；写的书法、文章，都被弟弟妹妹当作范文。甚至连他的举止言行，也被弟弟妹妹当作楷模。母亲多少年以后还念念不忘她大哥写的漂亮诗文，还有他给弟弟妹妹讲解古文时抑扬顿挫的神情。

大舅不到二十岁就从当时的名牌大学毕业了，他回到了家乡，在县中当国文教师。新中国快成立时，大舅收到远在广西的、已经参加了中共南下工作团的他的六弟即我六舅的来信。六舅告诉他大哥，爹爹妈妈近年用行医的收入置了些地，按共产党的说法属于地主成分，剥削阶级，应该早点把田地退了，交还于民，并要兄弟姐妹不要做剥削阶级的继承人。于是大舅就劝父母把绝大部分家产——包括房产、土地、金银玉器，一古脑儿都捐出来，交给当地农民协会，让父母依旧靠行医过活，自己就靠在县城中学当教师那点工资收入过日子。大舅还教育其他的弟妹，要做自食其力的新人。

大舅在兄弟姐妹中很有威望。在大舅和六舅的影响下，我母亲和四个姐妹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当了人民教师；小姨考入解放军文工团；五舅参了军，后来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当全省和平解放时，成为一家之长的大舅没有被划为地主，已经搬到省城去居住的外公外婆也没被抓回去挨批斗。当地政府认为大舅没有靠剥削生活，不用没收所有财产；除土地收归国有外，其他房产、浮财，就由县里政府打了张借条。说是新政权刚成立，财力物力不足，算是向王家借的，作为县政府办公用，等以后有条件了归还。大舅推辞不收借条，可工作人员硬让他收下了。

不久大舅被调到省城一所重点中学当语文教师。他在学校工作积极，学问又深待人又和善，很快就作为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得到提拔重用。

这样年轻就得到器重，又有一位年轻美貌的革命家庭出身的妻子，在学校人缘又好，于是就有人嫉妒。一个“老革命”，党组织的领导，对大舅处处不顺眼。尤其让那位“大人”气不过的是，舅舅的岳父母即我舅妈的父母亲竟然是中共地下党的高级干部。那位大人在人前人后说，丧失立场啊，丧失立场！共产党干部的女儿怎么嫁给一个国民党大官僚大地主的儿子！

——其实他不知道，我的外公虽然当过国民党的官，解放前夕却早以解甲归田，而且由于他曾经多次掩护过共产党地下党的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后当上了省政协委员，是中共团结统战的对象。

可反右时，有风言风语说，王老师的家庭是个什么家庭啊，这样的人会是什么政治立场啊。这样大舅在学校就有些抬不起头来。大舅觉得当个普通教师也不错，何必当什么年级的带头人占着位置，让人排挤打击呢？于是他就打了辞职报告。

辞职报告写好了，却没能立即交上去。一是学校工作太忙，上级要来检查，大舅疲于应付；正是大跃进的年代，他还要忙着带学生下乡参加农业劳动，支援农业生产建设；再说舅妈也坚决反对大舅辞职。身为革命干部子女又是共产党员舅妈的年轻气盛，义愤填膺说，凭什么干得好好的辞职？共产党的干部就不要德才兼备？就不要重在表现？出身不好就要被一棍子打死？

大舅想自己思想跟不上形势，还是让贤吧。人家 “老革命”虽说文化低了点，毕竟受党教育早，觉悟高，大舅打算向上级领导提出，辞去职务。

没料到在这时候，学校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大舅从此卷入了一场灭顶之灾。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大舅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一本书，还没来得及看，放在书桌上，被舅妈收拾桌子时看见了，就准备把它放在书架上。不料从里面飞出来一张小纸片，舅妈以为是什么要紧的读书摘录，打算把它夹进去，却被上面的字眼吓了一跳。这是一条反对共产党反对新中国的反动口号。年轻的大舅妈在学生时代就入党，又出身在红色家庭，怎么能容许有人反对共产党？她立刻警觉地感到，学校里有坏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必须马上向党组织汇报！

大舅妈顾不得嗷嗷待哺的孩子，顾不得烧晚饭，也顾不得等丈夫下课回家，而是飞跑到学校党支部书记家里，把写有反动标语的纸条交给了领导。领导更紧张：一个省重点中学，在反右斗争的关键时刻，怎么能出这种乱子！党支部书记连夜赶到学校召开紧急会议，排线索，查疑点。

大舅妈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疑点竟然会落在自己最亲爱的人——老师兼丈夫身上。

图书馆的管理员坚持说，学校图书馆的书经常借进借出，不可能夹着反动标语。老革命说，什人人会写这么反动的句子？只有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的人。全校教师当中，出身最不好、最有可能与共产党有冤仇的还有谁？再说，反动标语是在他家被发现的，他又能脱得了干系？谁能保证不是王老师写的？杀人还讲究个第一现场哪，老王就有重大嫌疑。

有人说，不可能吧，王老师从来没有流露出对党不满哪，相反他总是教育我们要听党话跟党走啊！他还捐献了很多家产呢。

有人说，这才是反革命分子的隐蔽狡猾之处呀。你看他为什么对什么人都那么和善，那叫笑里藏刀啊。他那么满腹经纶，应该看不起人，才符合逻辑呀。别看他唯唯诺诺，这只是表面现象，内心啊，说不定阴险着哪。

有人说，也不可能那么傻那么蠢，自己写了反动标语放在桌上让老婆来告发呀。

也有人说，这才是我们党的光荣伟大之处哇。小刘同志出身好，受党教育早，思想进步，大义灭亲，觉悟高啊。

有人说，这笔迹歪歪扭扭，字体蹩脚幼稚，一点也不象王老师那种漂亮的字体呀。可有人认为难保不是用左手写的。

第二天，省公安局的警车直接开到学校，带走了大舅。舅妈冲了出来，她惊呆了，要上前阻拦警察：怎么报案的倒成了嫌疑犯？自己的丈夫怎么莫名其妙被怀疑？你们有什么根据乱抓人？

大舅转身坦然地对年轻的妻子说，别紧张，问问情况总是需要的，再说，事情出在我们家，难免人家没有一点怀疑；要相信党，相信政府。你不用为我担心，我马上会回来的。你要多保重，带好孩子。

学校许多师生都涌出来，带着惊讶怀疑的目光，不相信自己爱戴的校长会与反动标语有关联。

省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把这件书写反动标语案作为市里大案来抓，领导下了令，限期破案。

大舅被带进单独的隔离室受到严厉审问。整整两天，问不出个结果。大舅对图书馆里借来的书里藏有反动标语一事，始终是一问三不知。办案人员很生气，也很不耐烦。怎么有这么顽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问三不知，采取顽抗态度。这样要审到什么时候？上级限期三天破案的计划怎么完得成？当天晚上，公安人员就动了手。他们认为，对付反革命，就不能温良恭俭让，不给点厉害看看，他们是不会服帖的。

大舅忍着皮肉之痛说，真的不知道，确实不是我写的，你们看，我写的字很好认，这怎么会是我写的呢？

办案人员说，你不用狡辩，我们不需要鉴定笔迹，难道你不会故意写得歪歪扭扭？整个学校，有哪个家庭像你们家庭这样，是屈指可数的国民党大官僚大地主家庭？还有谁会对共产党有怎这么刻骨的仇恨？

已经到午夜时分了，办案人员把大舅的头发抓住，往墙上乱撞，痛得大舅惨叫起来，几乎昏了过去。他们用冷水冲了，见大舅醒来，便说，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何必这么顽固呢。只要你在这份认罪书上签个字，明天就放你回家。

大舅说，我没罪，认什么罪？

办案人员说，事情发生在你们学校，反动标语从你家搜出，你怎么脱得了干系？

大舅说，反动标语确实不是我写的，这是铁的事实。至于是谁，希望你们进一步查实。

可没有人听他的，他们也许觉得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对付反革命必须狠。如果他不承认，他们到哪里再去找真正的阶级敌人呢？时间紧迫，上级要求限期破案的任务怎么完成？于是他们强行逼他在已经写好的口供上签了字。

他们还说，你别怕，只要你承认了，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会对你宽大处理的。

大舅虽然浑身疼痛，对自己签字交代的口供心存疑虑，但他甚至还怀着一点天真的想法：也许这样承认了，也确实可以从宽处理回家了？

没想到第二天他重新被关在另一个地方。这已经是从临时的拘留室转到了正式关押囚犯的地方。因为在1959年，这种大案要案处理起来就是大跃进的速度，很快。

公安局不久就通知学校和家属，把大舅作为现行反革命判了9年徒刑。一纸通知，学校也同时开除了大舅的公职。很快，我的在北京海政文工团的小姨、在北京七十中学教书的八姨、我的母亲都由于这一原因，被立即取消了入团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对象的资格，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入党的机会。我的当地委宣传部长的六舅以及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同样受到牵连，不是降级就是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