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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05 作者：陶斯亮 来源：西陆网
有一年在北戴河，我去看望李讷，她带我去见她父亲。毛泽东望望我的花裙子，对李讷说：“你看亮亮穿得多漂亮，你为什么不也穿花一点呢？”但是李讷始终不肯脱下她的蓝制服，一辈子将自己裹在灰暗之中。也就是这次，李讷指着墙上并列挂着的列宁和毛泽东的像，对我说：“列宁一看就非常精明，而爸爸一看就很有海量。”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她对父亲的崇拜。但同时又有点小小的疑惑——形容毛主席的词汇多了去了，为什么李讷独独选用了这么个词汇呢？
后来，我们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学，起先还通一段时间的信，她的字写得熟练娟秀，令我自惭形秽，因为我爸老说我的字像“鬼画符”，没人能看懂。至于内容么，则记不清了，无非是些小大人般的问候鼓励罢了，可惜这些信“文革”中都丢失了。
1966年夏，“文革”已经开始，我从上海来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讷的小窝拜访。她的住所与毛泽东的宅院一墙相隔，是座朴素的小院，她只占用一间屋子。一进门，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书架，奇怪的是这些书架的摆法并不像一般家庭一样靠墙而立，而是像图书馆藏书室那样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个空间，只是在一个小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俱。什么沙发，什么地毯，什么衣柜穿衣镜，什么装饰摆设……统统没有。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泡方便面。我还是在她那儿，第一次见到方便面这种新型食品的呢。生活过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点同情。我想到我们家，每当开饭的时候，老老小小围一大桌子，连阿姨也在一起，有多么的热闹啊！我想到在我们家里，我可以跟父母撒娇、抬杠，甚至吵架；可以放肆大哭或大笑；吃得太撑了可以躺在沙发上哇哇叫；夏天可以光脚丫满处跑，睡午觉时也不洗脚，找张报纸往床上那么一垫……啊，我是多么自由自在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讷幸福，幸福得多！“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分别时，李讷送了一只长毛绒玩具小狗给我，还是外国货呢！那时这可是稀罕玩艺，我自然是珍爱有加。
左起：李讷、陈少敏、林豆豆、叶群
我又一次见到李讷是在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时。那时她已是《解放军报》联络员了。她依然是热情的，拉着我的手说：“走，去看看爸爸去！”我们走进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坐在一张大皮沙发里吸烟，他身穿绿军装，头顶一颗红星，领展两面红旗，十分的威武。我兴奋得心嘣嘣跳，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顿时我腾云驾雾，飘飘然不知所以了。
后来，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金水桥边，席地而坐，缓缓地抽着烟，微笑着望着对面广场上如痴如醉的百万民众欢乐的场面。李讷也拉着我随人流下来了，我俩站在离毛泽东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这一著名的历史镜头。“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们该有多幸福啊！”李讷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兴奋地说。在五彩缤纷焰火的照耀下，我突然发现李讷一反往日的拘谨和忧郁，她双目放出我从未见过的光彩，面孔因激动而容光焕发，发自内心的喜悦使她变得美丽起来。我一方面受感染而越加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暗暗有点惊讶：“女儿对父亲也能崇拜到这般地步吗？不是说亲人眼里无伟人吗？”
我最后一次见李讷，却是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场合。那是在1967年9月份，中南海分片批斗“刘、邓、陶”，我站在喧嚣的人群后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母受尽凌辱，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真是心都要碎了。就在这时，偏偏在这时，我突然看见了她！她站在人群中，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俨然是来“视察”的样子。不是不久前还亲热地叫“陶铸叔叔”吗？这一切是怎么啦？我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回去后，泪流满面地找出了那只长毛绒小狗，伤心地将它扔到地上……
我跟李讷的一段友谊，就这么随着小狗的落地而中断了。但是这许多年来，我却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关注着她，我总能断断续续、时浅时深地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令我有点惊叹的是，她的命运，正是她悲剧性格的延伸。
是的，她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她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条既定的人生轨迹。难道她真正飞黄腾达过吗？尊贵显赫过吗？我怀疑，即使有也是稍纵即逝的。不错，她当过几天北京市委书记，但很快就下了干校。接踵而来的是婚姻挫折，疾病折磨，父亲的去世，母亲的倒台，政治上的失意……她几乎从中国消失了，被人遗忘了，直到最近几年，才又开始传出若干信息，我知道她又结了婚，爱人老王是位离休老干部，爱好书法和国画，这倒是与李讷颇相投的。李讷病愈后分配到中办秘书局工作，但基本上在家里休息。去年看到一份杂志上刊出李讷照片，可比以前胖多了，依然是朴素得让人无法容忍。
李讷并没有像她当初断言的那样，她既没有成为最好的人，也没有成为最坏的人，也没有去当什么“巴扎洛夫”，而是成了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人，属于那种凭工资过日子的人，既要为油盐柴米房租水电而操心，又要为孩子上学看病坐车而犯难，甚至冬天也要像老百姓一样贮存几百斤大白菜。去年她一家三口分配的180斤大白菜，是自己用平板三轮车拉回来的。每当毛泽东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她也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排在长长的队列中，静静地等候进纪念堂去见父亲一面，然后随着队伍出来，消失在那些匆匆忙忙去挤公共汽车的人流中……当我听到这些情况时，不知为什么，心里酸酸的。讲给友人听，有的感叹同情，有的则说：这有什么！挺好，就应该这样！不管怎么说，我仍要为李讷的回归而庆幸，做一名普通人（实为正常人），难道不是李讷当年所向往的吗？难道不是她那伟大的父亲所期望于她的吗？比起当年的“红色公主”来，我觉得今天的李讷更值得我尊敬。
再说林豆豆。我第一次见她大概是1953年，在广州石碑子弟小学。那时她也就八、九岁吧，她和她弟弟，两人都是浓眉大眼，一望便知是谁的孩子。小时候的豆豆既没有一般小女孩的活泼，也没有一般小女孩的扭捏，而总是静静地用两只黑黑的大眼睛看着你，一副认真专注的神态。不知为什么，我对第一次见到的豆豆的形象至今记忆犹新。大概是由于她那小巧精致的模样儿，使我觉得，啊，真是一粒小豆豆！以后也断断续续见过她几次，但她总不爱说话，老是紧紧抿着小嘴而大睁着黑眼睛，我感到这位小姑娘真是又清高，又矜持，又娇气，加上大了她几岁，也就更不介意这个一号首长（在东北时林彪是一号首长）家里的小金豆了。以后，依稀听说她一度也患了青春期忧郁症，同她的妈妈闹别扭，怀疑自己不是叶群生的。再后来，她成了大名鼎鼎的林立衡，而我则成了“黑帮子女”，我们之间有若天渊之别，自然更谈不上任何联系了。
直到有一天，1981年的冬天，那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街上早早就绝了人迹。突然门铃响起，“像这样的天气，又这么晚了，谁会来呢？”我好生诧异。只见进来的是一男一女，两人全穿着臃肿的军大衣，戴着大皮帽，足蹬大头鞋，像是从北大荒来的，又像是复员大兵。那女人揭开皮帽，天呐！竟然是豆豆！然而当年那个娇弱忧郁的豆豆已不昨存在，在我面前端坐着的是一位文弱朴素的，沉稳谦和的，既便诉说自己的苦难，脸上也挂着平静微笑的中年妇女。 她告诉我，“九一三”以后，她被审查关押了几年，直到1975年才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解除监护，分配到河南郑州一家工厂任科级干部。不知为什么她竟然没有档案（据说转丢了），因此她的一切都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她的政治结论是什么？不明确；她的转业手续是哪儿办的？不明确；有事向谁反映？不明确……由于没有档案，也就没有以往的一切凭据，因此她上不了户口，拿不到任何居民票证，也领不上工作证，调级增加工资更是轮不上她了。她成了一名“黑人”，被遗忘在那间小屋里了。
然而另一些人，一些无聊之辈，却不断来骚扰她。每天都有几个讨厌鬼来窥视她，有的干脆破门而入，只为看看林彪女儿是什么样。另外还有一些舞文弄墨的，也千方百计想从她嘴里掏点秘闻什么的。“他们就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豆豆苦笑着说。然而我感到悲惨极了，中国人的好奇心怎么这样残忍！“我觉得实在很难过下去了，每天没有一点安宁，所以我来北京上访，接待站一听说是我，都不敢理，说我的事他们管不了。东碰西撞的，连碗热水都没有喝上，这么冷的天，这么晚了，上哪儿去呢？想想还是上你这儿来了。”
但是豆豆，还有她那位忠诚的丈夫，只是在我家歇了歇，暖和了暖和，喝了点茶水，就冒着严寒走了，消失在风雪交加的黑夜之中。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这是开放改革成交最显著的几年，几乎人人的生活都提高了，不少人还暴富发了横财，然而豆豆的工资一直只有70元（丈夫张清林是90元），由于长期生病住院，这点钱也主要用于医病了。他们住在工棚改的小屋里，土圪塔地面，破破烂烂，冬天更是奇冷无比。他们买不起家俱，用木板和纸箱放置东西，最奢侈的物品是一架小的黑白电视机。而最糟糕的是她的房间依傍在农药厂废水排泄沟旁，有毒的化工废料对她的身体损害很大，她患了“过敏性结肠炎”，每天腹泻不止，长期不愈。这样的身体状况，这样的经济状况，40多岁的人了，不敢要孩子，也不能生孩子。这些是一位去郑州看望过豆豆的同志讲给我听的。他说：“豆豆都变形了。”
1988年，中组部要豆豆回京治病，并安置在中组部招待所住下。去年又听说她正式分配到社科院工作，豆豆的新生活开始了。我深信，在经历了这一切的磨砺之后，她会变得成熟，永远告别了往昔那位娇弱的林豆豆。她如今叫路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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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7 08:58: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