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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0日快乐老人报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标志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对战略方向进行了多次调整，最终才做出“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摘编自《北京日报》）
没有通道转兵就没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1934年西征突围时的战略方向是到湘西，与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可以视为第一次确定的战略方向。第二次是通道转兵。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西征突围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凶猛阻击，红军损失惨重，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前进到湖南通道地区时，红军得到情报，蒋介石已识破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在湖南、贵州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洛甫（张闻天）即同毛泽东商量解决危局的对策。1934年12月12日，中央领导人在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原定行动方针，向贵州进军。
第三次是黎平决策。1934年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在黎平城内，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会议通过了毛、洛、王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第四次是猴场会议执行黎平决策。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开会，决定强渡乌江。
“回兵黔北”由被动变主动
第五次是遵义会议决定北渡长江。遵义会议后，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向土城方向开进，意在泸州上游一线北渡长江，争取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没想到受到川军顽强抵抗，红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果断决定西渡赤水河。
第六次是扎西会议作出“回兵黔北”决策。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红军放弃渡江入川计划，利用敌人集中在川南一线，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这一战略方向的改变，为红军脱离当时的艰险处境争得了主动。
第七次是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中央红军经过1935年2、3月四渡赤水，5月抢渡金沙江的胜利，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5月12日，在会理城外的铁场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沿着通往西昌的大道继续北进，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第八次是礼州会议决定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5月19日，在西昌城北数十里的礼州附近铁坑，洛甫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行军路线。鉴于西昌有敌军固守，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围攻西昌计划，改为取道冕宁，过彝族区域，到安顺场渡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第九次是泸定会议决定走雪山一线。1935年5月31日到达泸定县城后，中央决定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又分开
第十次是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战略方针的争论。当时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主张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者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
第十一次是两河口会议决定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藏传佛寺里召开。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可张国焘不执行北上方针，贻误了战机。
第十二次是中央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先行北上。张国焘不仅不执行中央命令，还于9月9日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党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9月12日，洛甫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陕甘支队迅速北上，9月17日夺取天险腊子口，打开了主力红军北进甘南的通道。
第十三次确定落脚陕北。1935年9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进驻甘南小镇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在这里，毛、洛等人从报纸上登载的消息确切地知道：陕北仍然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很大的发展！1935年9月27日，洛甫在通渭县榜罗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到陕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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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31 10:57: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