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7月28日 快乐老人报
长征是1934年10月开始的，其实，早在这年4月广昌失守后，临时中央就已开始由“御敌于国门之外”转向战略转移了，但这项准备工作是秘而不宣地进行的。1934年6月，邱会作因为参加撤退前的秘密工作，险遭处决。
周恩来交给邱会作绝密任务
邱会作1929年参加红军，时年15岁。据他回忆，他参加红军后不久，就到了红三军团团部当宣传员。1933年以后，邱会作担任红军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和政治指导员、机关党支部书记，掌握红军全部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统计数字，上级是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
1934年6月的一天，邱会作被周恩来紧急召见，要他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掉，另外把大量的浮财埋掉，仓库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的就必须毁掉。这些事情要处理得干干净净，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当地人和工人们察觉。要是传出去，就会动摇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对斗争十分不利。周恩来特别叮嘱，这是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
邱会作完成特殊任务之后，没想到一场大祸就要临头。此时红军内部的肃反非常严厉。10月初，就在红军长征即将开始时，国家保卫局已将邱会作牢牢控制住，寸步不离，因为邱掌握着红军的全部实力情况，又知道红军转移前的全部绝密，他们怕邱“开小差”，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开会研究过，是否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杀害）。
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出处决令
一天黄昏，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令，然后把邱会作当死刑犯绑了起来。邱连呼冤枉，但没有用。
也是邱命不该绝，就在押往刑场的路上，正好碰上周恩来、邓发，还有邱的直接上级叶季壮。3人骑着马迎面而来，叶季壮见此情形大吃一惊，立即询问周恩来怎么回事。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探询，但邓发却向周恩来挤挤眼睛，意思是按老规矩办。这时，邱会作则死死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才给邱会作松了绑。邱会作在晚年回忆这桩事时，还颇为感慨地写道：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70年。
事后，周恩来带着邱会作一起参加长征，并交代他要对曾险遭处决一事绝对保密。直到几年后在瓦窑堡红军总部一次聊天时，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是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对邱会作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造成千古之恨！”后来在延安，周恩来对邱会作提起这件事，还在说：“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
七大会场上说到肃反哭成一片
长征出发前，肃反的步伐加快，邱会作所在的供给部有几个领导干部也被杀害了，恐怖气氛相当厉害。那时国家政治保卫局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1945年党的七大在讨论到除奸政策时，有位代表发言说：“除奸要十分稳重是完全正确的，左倾教条宗派在江西苏区杀人太多了。”就这一句话，立即震动了全场。不少代表纷纷接着说：“杀人多，杀得惨，把许多好干部都杀掉了！”有代表控诉：“在内战时期，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20%。人哪里去了？战争牺牲是主要的，但我们自己杀了不少自己的好同志……我们对邓发的肃反政策很愤怒！”
会场还在发言，已经有一些同志哭开了，有的还边哭边述说。对政治保卫局杀人的事，绝大多数都可以说出残酷的例子。这些例子刺痛了更多人的心，全场出现了失声痛哭、擦抹眼泪的悲惨景象。有代表大声疾呼：“我们要求追查邓发的责任！”
过了两天，毛泽东亲自来到邱会作所在的华中代表团，就苏区肃反问题讲了一次话：一、被错杀的人大都是好同志，我们悼念他们；二、那些同志都是烈士，将来革命成功后，我们应在当地为他们恢复名誉，并以烈士对待；三、肃反问题是错误的，是路线问题，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大家不要提出追查邓发的责任问题。
毛泽东讲话后，代表们没再提出新的意见。肃反扩大化的执行者、当年的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在七大预选中就从候选名单上落选了。
（摘编自《文史天地》《中共党史研究》）
| 
发表于 2019-7-25 19: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