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家园6月19日
父亲是从不饮茶的。
我想,他年轻时大约也在什么场合饮过几次茶的吧。当然,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结果再就畏茶如畏虎。
正如酒于父亲也是如此。
1963年冬季,春节前,父亲从四川辗转数千公里回到了家。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最后停驻地,他背回了一个自己缝做的特大帆布袋,里边剩有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大米面馒头、三双从工地上捡的劳保鞋、十几双线的劳保手套、四顶兔毛帽子、几件毛线背心、五十来斤四川大米。父亲背着这些东西,首先要从山岭间搭来往于工地的运输卡车去到乐山,再从乐山乘长途公共汽车到成都,从成都乘列车到北京,从北京转乘列车到哈尔滨。
当年的中国列车,最快时速也就八十公里,而通常的时速是六十公里。从四川到哈尔滨,父亲经历了五个整天。一名建筑工人的探亲假是不能享受卧铺的。当年一名乘客即使买的是有座票,在长途列车上其实无座可坐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因为当年列车超载很正常,有时超载人数甚至过半,而有些城市的列车站干脆售的就是无座票。
春节前是客运高峰时期,许多要赶回家过春节的人能买到一张无座票已觉相当幸运。正是列车经常严重超载的时期,列车上往往这么广播:“各位乘客,本次列车由于超载,决定取消座号,请乘客们发扬社会主义风格,互相谦让,轮流而坐。男同志应该照顾女同志,成年人应该照顾老弱病残及儿童……”
父亲不但是成年人,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之一员,他一路上当然会自觉发扬社会主义风格。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五个整天里他肯定经常是站在列车里的。
父亲回到家里时,双腿浮肿得一按一个坑,却那么高兴。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馒头中,有半个上边留下了父亲的牙印。三双劳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每一只都有磨破处,也都被父亲用皮片儿补好了,那是他从工地上捡的,带回来给我、哥哥和三弟穿。三双由父亲补过的劳保鞋,对于我们兄弟三人的脚都未免太大了。线手套也是父亲从工地上捡的,也都由父亲补过了。
而毛线背心,则是父亲将捡到的但破得没法补的手套拆成了线,再用染料染了,一针针织成的。有母亲一件,还有妹妹一件。四顶兔毛帽子却是新的,是列车经过西北某站时父亲在站台上买的,我们兄弟四人一人一顶。父亲最后从大帆布袋里取出的是一个牛皮纸包,有包一斤蛋糕的纸包那么大。
他将纸包递给母亲,叮嘱说:“这是茶,在咱们东北是稀罕东西,哪天要分给邻居,放好,千万别沾水。”
1963年我已经十四岁了,还没见过茶。但从读过的小说里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饮料。
第二天,父亲和母亲一块儿将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红纸包好。红纸是我替母亲买的,五分钱一张,母亲让我买了两张。母亲本是要用红纸亲手做拉花的,而父亲坚决主张用红纸包茶,说那才显得心诚。我在一旁裁红纸时,母亲一味絮叨些舍不得的话。母亲陪着父亲,挨家挨户将茶送给邻居,回家时都满脸高兴,我想那足以证明,收到茶的邻居们也都是很高兴的。初一上午,全院孩子们大串门儿。在我们那个大院儿,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辈开始的。
一户邻居家的大婶问我:“除了茶,你爸还带回了什么好东西呀?”随口一问的话。
我说:“还带回了五十多斤大米呢!”也是随口一答的话。
就见大婶和大叔交换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眼神。那是一户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
我当时觉得大叔大婶的眼神很奇怪。
初二晚上,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家的女孩来到了我家,将用红纸包着的茶原封不动退送给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妈说,她家没人喜欢饮茶,好东西别白瞎了。
在我看来,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几年也见不着一次茶的哈尔滨人,对待并不留下吃饭的客人的礼节分为三个等级——白开水、白糖水、红糖水。至于茶,其实并不比红糖水的规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欢饮,再给我家送回来挺自然的。
女孩走后,父亲和母亲满脸困惑了。
父亲说:“别是因为有什么事使人家不高兴了吧?”
母亲说:“一向处得很好啊!”想了想,问我初一去拜年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没有。我就将我在邻居家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因母亲之问感到冤枉。
父亲一拍脑门说:“错!错!怎么没想到也送些大米给人家?”
1963年中国许多省份发生旱情,水稻严重减产。全哈尔滨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减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爷都是南方人,他家的大米从来不曾为过春节攒下过。
母亲此时也想到了这一点,后悔极了,而父亲已搬出米袋子往一只盆里倒米了。
母亲说“行了”,父亲嫌太少,但母亲接着说出一句话,使父亲犹豫不决了。
母亲说:“只送给一家,其他几家不送,邻里间还不分出远近来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来了在先,咱们又送米过去在后,不是反而闹得双方都不尴不尬的?”
如果给每户邻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户二三斤,那父亲千里迢迢背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别说母亲多么舍不得了,连父亲也觉得像割肉,而我们几个儿女更舍不得。尽管,大米只不过是四川糙米!
米最终没送。
那包茶,母亲后来送给了别人家。
我们两家邻居的关系,并没因而出现裂痕,但两家的大人孩子,心里都留下了隐隐的不悦,只不过都尽量掩饰。
父亲临走时还埋怨我:“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啊?!”
从此,我与父亲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时与家人团圆,仅两个星期,并且通信也少,因为父亲只不过在“扫盲”运动中识过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请人读,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亲又必亲笔回信,仅一页纸而已,字体大且歪歪扭扭,夹杂着错别字。这使我每次给父亲写信,总是难免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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