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眼中的新加坡“言论自由”

邗沟边的一棵树

《成长在李光耀时代》的作者李慧敏，从一个普通新加坡人的角度，通过夹叙夹议的方式，书写在李光耀时代的成长经历，为大家呈现一个新加坡平民的新加坡故事。其中有二段关于“言论自由”的叙述，蛮有意思：



        三餐温饱vs言论自由

        我很喜欢中国作家鲁迅写过的一则短篇寓言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故事里有一个奴才，他总爱向他人抱怨自己的悲惨命运。聪明人听到了他的抱怨，只在一旁安慰但什么都没做。

      傻子呢，听了之后决定帮忙奴才改变命运。可是得到了傻子的帮忙后，奴才连谢都没谢一声，反而因为害怕得罪主人，于是纠众将傻子轰走。最后，这个龌龊奴才还向主人邀功请赏呢。

      有时候我觉得很多新加坡人都像是故事里的“聪明人”。

      新加坡政府是务实主义者，而新加坡人也绝对不是理想主义者。我们聪明得很，懂得精打细算，懂得权衡得失。

      我们不会在媒体上口诛笔伐，要是公开评论也会以比较客气的方式委婉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也绝不会走上街头扔鸡蛋。那是因为聪明的我们，在权衡得失后发现，为了不满而牺牲本来的舒适生活，并非明智之举。

      即使真的有人认为自己受到政府的亏待，或愿意仗义执言，这个爱闹事的无聊人也只会孤军作战，因为他无法说服其他人与他一同改变现状。

      这是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其中一个高招：做一个法制的社会，在有人准备滋事之前，早准备好许多法规条例，一旦有人犯法，你就有法可依。

       在新加坡，街头示威属于犯法，违法者将被捕。未获警方许可，五个人以上的集会可能会构成“非法集会”。我们也知道我们有非常高效率的执法机构，在滋事分子出击前，一举一动早被盯上。

      人们也知道，批评政府需要做足功课（对普通人来说，这有点困难，因为很多资料不对外公开，所以你以为做足了功课但仍会有疏漏），因为涉及诽谤者将吃尽官司，甚至面对破产和蹲牢房的命运。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创造一个安定的中产阶级社会，让大家不只三餐温饱，而且还能过上较富足的生活。

      这个模式要复制起来可不容易。首先，要通过新法律通常需要经过冗长的讨论过程，相信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像新加坡政府那样雷厉风行，立刻就能在没有太大阻力的情况下通过新法。

      另外一个高招就是要获得媒体高度的配合与协助。

      在网络媒体未普及以前，如果有人“误入歧途”成为反对阵营里的成员，当他一厢情愿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尽管含冤负屈，他的悲惨遭遇也很难被媒体正面报道。没有人会同情这个人，大家都会嘲笑他。

      聪明的新加坡人，看到了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还会想去当傻子？又或许说这是种认命的态度，如果有不满，就等待着下一届大选，用自己手中的一票宣泄内心的不平情绪就好了。
   
      演说者角落

       谁说我们没有示威的自由？只不过我们的示威文化就像我们的旅游局标语说的那样，是UniquelySingapore“非常新加坡”的。
   
       政府为了向大家显示我们是开放的社会，2000年在芳林公园开辟了“演说者角落”，允许人们在那里进行受限制的自由演说。
   
      为什么说好是“自由”却又受限制呢？那是因为要演讲的话，你必须事前向警方申请批准，并告知演讲内容。
   
      演说者角落开辟后乏人问津，平时只见稀稀落落几个游人在那里歇脚，而竖立在园里写着“演说者角落”字样的牌子长时期被当成了一个笑话来看待。
   
       在当时，甚至到现在，公开自由发表政治演说也不成气候，也由于新加坡人已经被教育得不敢太特立独行，所以即使给予我们完全的自由去示威，恐怕我们也不知道该从何着手。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已经被灌输得不太相信示威抗议的作用，也不会习惯以对抗方式表达情绪。“理性”的我们，相信冲突只会造成破坏，不会相信示威能带来多少正面的结果。
   
      后来在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在新加坡举行了联合年会，要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官显要。新加坡当然有十足的经验和把握把盛会办得最好，但是要举办这场会议却必须同时接待另一群令政府头疼的海外客人——来自世界各地反全球化的示威者。
   
       在这以前，中国香港也举办了类似的会议，国际示威者在那里齐聚一堂。他们的一些行为破坏性十足，也干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确看了让人触目惊心，相信新加坡政府已引以为鉴。
   
      当时有在野党人就等着看政府如何处理外国示威者到来的情况。新加坡人本来就不能在自己国土上举行抗议活动，如果让外国人到这里撒野搞破坏，岂不是对国民持双重标准？
   
       在会议展开之前，政府如临大敌，在市中心将重要设施用篱笆重重围起。由于不能禁止外国示威者到来，政府最终采取了看来是策划良久之后的妙计：只允许这些远方来客在室内进行抗议活动。
   
      不过，这是有附带条件的。政府规定他们只能站在划定的范围内，而且不能使用任何利器。结果这些示威者就站在小小的范围内，拿着写有标语的纸牌和充气铁锤，像进行儿童表演一样乖乖示威着。
   
       那年之后，新加坡政府就大发慈悲，开放芳林公园，让大家以后如果有不满的话，可以在那里示威“消消气”。
   
      刚开始时，人们要示威仍然必须向警方申请准许证，现在政府表现得更有气度一些，进一步放宽限制取消了申请准许证的要求。
   
       现在的芳林公园已经变成经常举行集会的地点，举办过好几次的请愿活动，以及“反对通过六百九十万人口白皮书”示威。当时这场集会吸引了五千人左右出席，算是相当不错的反应。
   
      不过至今在芳林公园举行过最大的集会不是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政治活动，而是同性恋、跨性别团体筹办的年度大型盛会。活动上，大家开开心心在公园里野餐，唱歌跳舞，呈现出一片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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