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
１月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８日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在会议前后，林彪、康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崇敬领袖的感情，提出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大力宣扬对毛泽东的神化。
２月３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此后到４月５日止，该报又接连发表反复论述突出政治的六篇社论。这些社论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的成果”等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这以后，从４月６日到２２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三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随后不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二元论”。
２月７日 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发出以前，彭真曾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因此，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这个《提纲》。但随后不久，这个提纲就为毛泽东所否定和批判。
３月８日 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有三十个人民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动员、组织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在余震未息的情况下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亲临震中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在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很快战胜了困难，重建家园，恢复了生产。
３月２８日－３０日 毛泽东在上海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４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２月２日至２０日，由江青在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３月１９日，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和同意之后，江青将座谈纪要送给林彪。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纪要》完全抹杀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这个《纪要》制定的经过，又反映了林彪和江青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的野心。早在江青去上海召开座谈会之前，林彪就大肆吹捧江青，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而江青则说，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妄图利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来篡党夺权。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
５月４日－２６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１６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１８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
５月７日 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错误态度。这个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５月２８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８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５月３１日 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４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
６月初 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３日，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６月１３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７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６月１６日 《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６月１８日 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四十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乱斗事件。２０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７月２日 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请示信，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通知指出：“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２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在县以下单位、基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科研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
７月８日 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毛泽东在信中还对林彪５月１８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表示不满，他说：林彪“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７月１８日 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于２５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２９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先后讲话，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稍后，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７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诬称为“三旧”。
８月１日－１２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４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５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６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８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８月１日 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写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１８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９月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１１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９月１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要求“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
１０月１日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这篇社论首次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既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提出的方针无限上纲的批判，也是向持有抵触情绪的领导干部施加更大的压力。此后，全国各地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但未被接受。
１０月５日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
１０月９日－２８日 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１２月１８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唆使他组织力量搞臭刘少奇。２５日后，北京及全国各地相继发生游行示威，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１０月２７日 我国成功地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运行正常，核弹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爆炸。
１１月上旬 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造上海市委的反”，“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９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１０日，“工总司”以赴京上告为由，聚集到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企图强行登车北上。当上海市委派人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三十多个小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前往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上海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项要求，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长公开检查错误。
１１月１３日和２９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批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极端做法。他们说：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发展下去非常令人担心。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讲话不久即被江青等人指责为“镇压群众”，加以批判。
１１月１６日 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七市（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十七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主张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开展串连；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１２月４日至６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会议一致通过经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业十条》。
１１月２４日 中共中央电复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１２月９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１２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动乱推广到农村。《指示》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１２月２７日 江青、戚本禹指使北京一些红卫兵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北京逝世。
１２月３０日 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一九六七年
１月１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１９６７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１月４日 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他受到残酷迫害，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１月５日 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６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８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１１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１月１３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１月２３日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军队“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
２月３日 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所谓“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同时，毛泽东也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２月１１日和１６日 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１６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１８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２月２５日起至３月１８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２月２６日－３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３月９日、１０日，康生、陈伯达在会上讲话，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污蔑刘少奇、邓小平，并传达了毛泽东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意见。３月２０日，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鼓吹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它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
３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１９３６年８月至１９３７年３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这件错案已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５月１７日，江青还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６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３月１９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人民解放军先后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有二百八十多万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指出：目前正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４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告》，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
４月１日 《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１２日－１８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５月８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５月１１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７月１８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６月６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６月１７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这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战士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坚持国防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７月２０日 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２５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７月２２日 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８月７日 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致使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广大干部受到残酷迫害。 同日 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随即发生诸如８月２２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８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１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８月９日 林彪发表讲话。他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荒谬主张，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８月１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决定，“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批准在报刊上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２１名所谓“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３４名所谓“走资派”。
８月１７日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由林彪的党羽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四人组成，吴法宪负责。
９月８日 《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对陶铸进行诬陷性批判。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加了一段话，认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１０月１４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１０月１７日 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于７月至９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讲话中着重谈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的谈话对于解放一批干部，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积极作用。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实际上取消了对全国许多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的承认。在此前后，中央连续发布有关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资财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等一系列通知和文件，并采取措施加强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安全。同时，中央还决定对一些最混乱的省、自治区和重要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并要求各地造反派停止武斗，开门整风，斗私批修，消除派性。
１０月２１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着手筹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１月５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１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性修改党纲党章运动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组织群众性的讨论，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
１０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批示》提出，“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批示》提出了后来被称为“五十字建党方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党的建设的要求。
１１月６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即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１２月２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整党建党文件。文件提出，凡成立革命委员会和革委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恢复组织生活。
一九六八年
３月 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２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同时，改组军委办事组，增加了黄永胜、李作鹏等人，使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一步篡夺军权的一个重大步骤。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
３月１８日 江青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会议上提出：“去年冬天以来，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各地群众组织派性复发，一些省、市的“大联合”被瓦解，内战再起。各地造反派还以《红旗》杂志提出的“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为依据，重拉队伍，再立山头，大搞武斗。许多地区的派性斗争发展到有预谋地制造一连串大规模破坏活动。
５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整错了一大批人。
７月３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２４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７月２１日 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指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
同日 江青、康生制造了一个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名单，把71%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诬指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８月２３日，康生等指使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六十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三十七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２７日，康生等指使中组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经康生修改审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15名中的60人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59名中的74人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７月２７日 北京六十多个工厂，组成三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至８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各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９月５日 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经历了二十个月的“夺权斗争”，给各方面工作带来严重损失。仅从社会总产值的指数看，１９６７年比上年下降9.9%，１９６８年比上年再降4.7%。
９月７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９月１６日 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三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２９日，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１０月５日 《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
１０月１３日－３１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总数的70%。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还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定拒不表示同意。林彪、江青一伙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
１０月１６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号召批判所谓刘少奇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这场“革命大批判”的许多文章是林彪、江青等人组织、授意写成的。他们采用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的办法，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的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１２月２２日 《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一千六百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一百亿元。
１２月２９日 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大桥铁路桥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多米。这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一座桥梁。很多党和非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不顾“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仍然坚定地从事国家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代表了他们的突出成就。
一九六九年
３月 苏联军队四次侵入我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我国外交部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计。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３月初－１０月中旬 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布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举行二十多次讨论会，向中央呈递了四份报告，对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态势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就外交方针问题向中央提出重要建议。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为中央调整外交战略、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４月１日－２４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党员约2200万人。林彪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这个报告用歪曲事实的叙述，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报告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解释，砍掉了党员的权利，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九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其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53人，不到九届中委总数的五分之一。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一伙因此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但他们还不可能把他们所反对的人全部从中央排除出去。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４月２８日 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即进入“斗、批、改”阶段。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６月间 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并声称“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１９６９年的国防战备费比上年猛增34%，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又继续递增15%和16%还多。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１年这三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中占的比重平均高达11%，超过１９６８年不到9%的比重，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８月２７日 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
９月１１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见了参加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葬礼“途经”北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同意中苏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避免武装冲突。１０月２０日，中苏副外长在北京重开边界谈判，自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之间极度紧张的关系有所缓和。
１０月１４日 中共中央通知紧急疏散在京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通知要求：１０月２０日以前在京的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直到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被疏散的这些老同志才先后回到北京。
１０月１７日 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其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次日，吴法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自交给了林立果。 同日 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１８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１０月２６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到１９７１年，全国原有的434所高等院校，保留继续办的还有３２８所。
１１月１２日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由于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１１月３０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因受诬陷迫害，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一九七〇年
１月３１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２月５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此后，全国开展以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再次酿成大量冤假错案。
２月１５日－３月２１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了１９７０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会议规定：１９７０年比１９６９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6%。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军工和为军工配套的项目。会议还规定，１９７５年要达到：粮食6000亿到6500亿斤；钢3500万吨到4000万吨；煤4亿到4.3亿万吨等。为了强求达到这些显然过高的指标造成新的冒进，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３月５日 国务院拟定《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要求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少数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极少数的大型或骨干企业，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为主。下放工作要求于１９７０年内进行完毕。除鞍山钢铁公司于１９６９年已下放给辽宁省外，在很短的时间内，包括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制造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在内到2600多个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都下放给各自所在的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甚至又层层下放到专区、市、县。这样过多过猛地下放大量骨干企业，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使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难以维持，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益。
３月１７日－２０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４月１１日，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在此前后的半年内，毛泽东六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但是，林彪却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５月中旬，他同吴法宪谈话时仍然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７月间，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３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１９６７年８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９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提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１９６８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斗争不仅严重扩大化，而且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４月２４日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６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在教学中，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所谓“改革”不仅在大学中，而且在中学中造成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的后果。
８月２３日－９月６日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由林彪在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随后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这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陈伯达抢先作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这个发言记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从而引起一场混乱。２５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３１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
８月２５日－１０月５日 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当时的情况下，会议不能不继续宣传和推广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路线斗争的经验，但其主要倾向却是针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动乱对农村工作造成的破坏，系统而又明确地重申“农业六十条”等一系列曾被批判和废弃的农村政策，提出加快农业生产的任务和具体要求。这次会议初步扭转了当时农村工作中的混乱状态，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１１月６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以后，康生称病不出，李德生调沈阳，中央组织宣传大权落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１１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作出部署，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１２月１８日 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在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建议让美国人左、中、右派都来华，他还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１２月２２日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会上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１９７１年１月下旬华北会议结束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１２月２５日 周恩来提议并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兴建长江的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一九七一年
３月２２日 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５７１工程”纪要》，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
４月１４日 周恩来总理会见应邀来访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发表重要讲话。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访，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这一举措大大推动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进程。
４月１５日－７月３１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和提出的许多“左”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５月２６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美预备性秘密会谈的问题，就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关键的台湾问题以及印度支那等问题提出了八条原则。会后，政治局把讨论情况写成报告，毛泽东审批了这个报告。
７月９日－１１日 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会谈。１６日发表公告说，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７月８日 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外，各级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26.1‰和28.5‰。报告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１９７５年一般城市降到10‰，农村降到15‰以下。
８月中旬－９月１２日 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指出：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９月５日 林彪、叶群从他们的党羽的密报中获悉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内容，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
８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毛泽东由于事先对林彪的反常活动有所觉察，他于１１日机警地乘坐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
１２日，林彪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并将一架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等使用。当天下午，毛泽东平安抵达北京。当晚，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追查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于１３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１０月３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
１０月２５日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１１月１４日 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
１２月１１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１２月１６日－翌年２月１２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会前，周恩来在１２月５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七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七项指标。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极为不满，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份文件。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了由于“１９７０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１２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一九七二年
１月６日 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10日，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追悼会前，毛泽东在与陈毅亲属的谈话中，也对陈毅的一生作出肯定评价。他还提出：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即示意陈毅亲属将毛泽东的意思传出去。
２月５日 周恩来批示同意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并报毛泽东批准。国家计委的报告根据当时我国石油产量迅速增长，以及人民生活、工农业生产和出口援外工作的需要，决定进口化肥、化纤成套设备八套。以后，国家计委进一步提出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引进方案（即43亿美元引进方案），扩大了对外经济交流，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状态。
２月２１日－２８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２８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二十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３月１３日 中国和英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双方派驻对方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英国决定自本日起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４月９日 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和参加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部门、单位的代表，就出口产品质量等问题讲话。他在讲话中，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
４月２４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遭受打击迫害的事实，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和以教育为主的方针。并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５月４日 新华社报道：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４卷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５月２１日－６月２３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这次会议批判了林彪集团，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他们的面目。但是，未能认真吸取教训，清理极左思潮。会议期间，周恩来在６月２３日的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１９３２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
７月１４日 周恩来会见正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全体成员。在谈话中，他提出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同时，再次称赞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意见，并要求参加陪见的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同年１０月６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的文章，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张春桥、姚文元却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恶意攻击这篇文章，并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
８月１日 国防部为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叶剑英发表讲话。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
８月３日 在江西下放劳动的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批判林彪集团叛党叛国。１４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批示：“他（指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１５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活动。
８月１９日 国家计委将《关于当前国民经济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这个报告认为，当前国民经济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基建战线长了，设备、材料、投资跟不上，出现许多问题。二是职工人数增加多了，消费品供应跟不上。《报告》提出：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要积极增加生产，抓好农业和基础工业，特别是原材料工业；另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严格控制职工人数。
８月２１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少数军队转业干部留在地方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武汉钢铁公司建设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的一米七轧机，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引进项目之一，具有70年代先进水平。连铸和冷轧设备是从联邦德国引进，热轧和硅钢片设备是从日本引进。工程从１９７５年６月正式施工，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基本建成。
９月２５日－２９日 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２７日，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２９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１０月１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这篇社论表达了周恩来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
１０月１４日 《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８、９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这是１９６７年２月以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和“右倾回潮”。１０月２７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
１２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１１月２４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１２月 毛泽东根据被拘押干部的家属反映的情况，批评监狱实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１８日，周恩来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当着在押“犯人”的面，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行为，“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
一九七三年
１月１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指出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并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
１月７日－３月３０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揭露和批判林彪一伙破坏国家计划的罪行，研究解决“三个突破”问题的具体措施。根据１９７２年初周恩来对“三个突破”问题的意见，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交这次会议讨论。２月１６日，周恩来在听取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时，指出：“鉴于１９７０年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今年要“经常检查”。“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他还强调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并批评了不说老实话等不正之风。这个文件草稿从纠正生产建设上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出发，规定了十条不得违反的纪律。在讨论这个文件时，张春桥置28个省、市、自治区的赞成意见于不顾，却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他强令把文件收回。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发出，但它的精神通过讨论和代表们回去传达，对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３月８日 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等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被错误批斗或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
３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４月１２日，邓小平出席周恩来举行的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从柬埔寨解放区回到北京的招待会，在国务活动中公开露面。
５月２０日－３１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为召开党的十大作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会议还决定由张春桥等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同年７月，由张春桥等起草的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修改党章报告（草稿）、党章（草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由毛泽东审阅，批示“原则同意”。
６月１０日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其子上山下乡后生活上遇到困难。毛泽东于４月２５日给李庆霖复信，寄去３００元，并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中央政治局几次听取有关汇报，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国务院于６、７月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８月４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７月４日 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时，批评了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在谈到批孔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８月５日－２０日 在周恩来指导下，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研究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这是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
８月１０日 《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７月１９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编者按语，提出“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四人帮”集团利用这封信，制造了一场“白卷英雄”的政治闹剧。继《人民日报》之后，各地报刊均加以转载，并就恢复高考制度问题发表文章、评论，指责高校招生中进行文化考试是“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８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８月２４日－２８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249名，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一些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并且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８月２６日 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一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
８月３０日 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
１０月 江青等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活动”，声称要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他们指令这两个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
１１月２５日 毛泽东在一封批评江青的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来信署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信的内容是批评江青“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等。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吹捧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都是不恰当的。
１２月１２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提议邓小平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和总参谋长。２１日，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２２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同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发出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
１月１８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２４日和２５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鼓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不指名的攻击。江青在大会前后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亲信到某部防化连送材料，煽风点火，妄图搞乱部队。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的写作班子写的反动文章，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吹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反周组阁的阴谋制造舆论。
１月１９日 我西沙群岛军民，对连日来侵犯我领海、领空，强占我岛屿，打死打伤我渔民的南越伪军，进行了胜利的自卫还击,捍卫了领土主权。
１月３１日 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通报》，把一个女学生因未答完考卷而自杀，作为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全国各地区组织广大教师检查、“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表现，对一批教育工作者展开了批判。
２月１５日 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针对江青等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１月２５日大会的录音带。
２月２２日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４月６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
２月２８日 《人民日报》刊登《评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把《三上桃峰》说成是“为刘少奇招魂”，“文艺黑线回潮”，鼓噪“击退”所谓“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
４月１０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原“三支两军”人员，不再回支左单位参加运动；各级党委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５月１５日 我国宣布在华北东部天津附近的滨海地区建起一个新油田——大港油田。
６月１４日 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在的儒”。随后，江青去天津，她在一次谈话中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还指使亲信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此后，又掀起一阵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
６月１８日 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煤炭比上年同期下降6.2%，铁路运输量比上年同期下降2.5%，钢比上年同期下降9.4%，化肥比上年同期下降3.7%。７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
７月１７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７月１９日 国务院文化组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接着，报刊发表大量批判文章，把宣传教师应作“园丁”，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对湘剧《园丁之歌》展开批判。
９月２９日 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原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平反，恢复名誉（贺龙遭受迫害，已于１９６９年６月９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同日 我国宣布山东渤海湾地区建起一个新的大油田——胜利油田。
１０月４日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四人帮”对此非常不满，在１７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利用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远洋货轮“风庆”号试航成功一事（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交通部购买一批外轮增强运输力量的决定为“崇洋媚外”，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邓小平同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行密谋。次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状，造谣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他们组阁的阴谋。王洪文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１０月１１日 中共中央为在最近期间召开四届人大发出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１０月２０日 毛泽东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１１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对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指出江青有“组阁”的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同日 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１２月２６日，他又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他还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１２月２３日－２７日 毛泽东多次同飞赴长沙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毛泽东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谈到十届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建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提出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建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毛泽东还提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与周恩来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
一九七五年
１月５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１月８日－１０日 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１月１３日－１７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２月１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此报告。之后，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１月２５日 邓小平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强调要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落实政策，实现安定团结。
２月４日 我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总发电能力为122.5万千瓦，一年能发电57亿度。
２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发出《批转１９７５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２月１８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国。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以断章取义手法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在全国开展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２月２５日－３月８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３月５日，邓小平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批评一些同志存在不敢抓生产的思想，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并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首先进行整顿的徐州铁路分局，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４月份提前三天完成了运输任务。其他各条战线和地区，也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开始了整顿工作。
３月１日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就学习理论的问题讲话，要求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作各项工作的“纲”。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随后，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他们借批所谓经验主义，攻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
３月１７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４月１日 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所谓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
４月４日 以“现行反革命”等罪名被长期关押的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惨遭杀害。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普通干部，从１９６８年起，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刘少奇受迫害鸣不平，指出党的领导者犯了“左”倾错误，揭露和反对林彪、江青一伙残害干部、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她是在特殊条件下党员群众为坚持党的正确方针而斗争的一个突出代表。
４月２３日 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４月底 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中央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之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对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根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三百多人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落实干部政策的一次重大行动。
５月３日 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但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２７日和６月３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批评，使“四人帮”一时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５月８日－２９日 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讲话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他针对“四人帮”只讲毛泽东要求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却不提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条指示的情况，说毛泽东的这三项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纲。
５月１７日 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７月２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有一批老干部出狱治病或分配工作。
６月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中央同意冶金工业部门的报告，针对当时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情况，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文件指出：“这一点，必须引起全党各级领导同志的充分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６月１６日－８月１１日 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会议提出了要整顿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要建立各项生产管理制度等意见。
６月２４日－７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为了消除林彪干扰破坏军队建设和江青等人反军乱军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着重讨论了纠正不正之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叶剑英指出要调整和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叶剑英有针对性地向到会同志指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会后，叶剑英主持对军队２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配备；同时，对驻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和调动。
７月中旬 毛泽东谈到文艺问题，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邓小平抓住时机，向毛泽东转呈文艺界人士反映“四人帮”文化领域实行专制的材料。２５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者反映“四人帮”给电影《创业》安了十大罪名的来信写了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和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重新上演。
７月１７日 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从而提出了党组织的整顿问题。
同日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好转，说明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对工业战线实行整顿的方针是有成效的。
８月１４日 毛泽东在同一位教师谈话中讲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姚文元等利用毛泽东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８月１８日 邓小平等参加国务院关于整顿工业问题的讨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就工业发展问题，提出一系列意见。随后，形成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简称《工业二十条》）。《工业二十条》提出：“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规定要整顿企业，建立强有力的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什么时候都需要”；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这个文件虽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未能下发，但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试图系统地纠正工业战线上的“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文件。
９月１５日－１０月１９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看法。他还提出了各方面的整顿问题。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强调对各方面工作都要整顿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江青在会议期间大讲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事后，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文不对题”。
９月２３日－１０月２１日 按照毛泽东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于８月１４日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会上，由于赵紫阳、谭启龙等的抵制，始终未能形成一致意见。陈永贵的意见被搁置。
９月２６日 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 《汇报提纲》明确肯定建国以来科技战线上成绩是主要的，绝大多数科技人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还强调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强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邓小平肯定了《汇报提纲》所提的观点和措施，说：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指出：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科研工作的条件。邓小平还强调要办好教育，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
１０月中旬 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破除阻碍整顿的一些“左”倾错误观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文章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论总纲》针对“四人帮”散布的“左”倾反动观点进行了抨击。文章指出，要把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这篇文章没有定稿，没有在报刊上发表。
１０月２０日－３１日 中国农林科学院在长沙召开有2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工作人员参加的杂交水稻鉴定会，对于从１９６４年开始研究、试种的籼型杂交水稻进行鉴定。以后，籼型杂交水稻在国内逐步大面积推广种植，产生了巨大的增产效益。
１１月２日 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几次歪曲情况、攻击邓小平的汇报后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９月底到１１月初，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远新的上述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他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且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１１月３日 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小平偏袒刘冰。”从此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１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１１月２６日 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正常运行后，按预定计划于１２月２日安全返回地面。它标志着我国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在宇航技术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一九七六年
１月８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１５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当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周恩来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沉痛哀悼。
１月１４日 在周恩来追悼大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２月１３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孔丘之忧》一文，把悼念周恩来的人民群众污蔑为“哭丧妇”，说：“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
１月２１日和２８日 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２月２日，中央就此正式发出文件。
２月２５日 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１９７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６年１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这份《毛主席重要指示》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３月２日，江青在中央会议期间，私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并发表长篇讲话，污蔑我国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原油、煤炭、棉布是“汉奸行为”，攻击搞四个现代化是“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攻击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修正主义王法”，是“搞管、卡、压”，攻击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政策和措施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等。攻击邓小平是“大汉奸”，“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毛泽东发现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
３月下旬－４月５日 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和声讨上海《文汇报》于３月５日和２５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语句的事件，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并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革命烈士。他们的活动受到无理压制。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四人帮”对群众的革命行动极端仇视。他们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镇压群众制造借口。４月４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前群众活动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摆布下，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７４年至７５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并且决定，从当晚（４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批准。５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这种残酷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４月７日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６月１４日 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下半年安排意见的报告》说，经济战线上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铁路运输，许多地区产品运不出来，燃料、原材料运不进去。１月至５月，钢欠产123万吨，钢材欠产86万吨，化肥欠产58万吨，棉纱欠产57万件。同期，轻工业生产减少供应商品14亿元，财政减收20亿元。
７月６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１１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华国锋致悼词。
７月６日－８月１日 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指使他们在上海、辽宁的几个党羽发难，诬蔑１９７５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是“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向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发动攻击。
７月２８日 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当天，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８月４日，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受灾群众，转达党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关怀。这次地震累计死亡242000多人，重伤164000多人，损失重大。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奋起抗灾，重建家园。但“四人帮”却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党中央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
８月 江青等人擅自决定印发《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三个文件，并诬之为“三株大毒草”，是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横加罪名，发动批判。但他们发动的批判受到干部群众的广泛抵制。
９月９日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全国人民极为悲痛。１８日，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华国锋致悼词。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阴谋活动。８月，“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突击发放武器，装备上海民兵。９月１１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的喉舌“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影射攻击华国锋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所谓“修正主义头子”。文章表明，“四人帮”已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１０月６日 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起了重要作用。
１０月７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１０月７日－１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会议期间，华国锋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叶剑英在会上指出，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只是“初战的胜利”，至于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还得长时间努力。
１０月８日 中共中央作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这违背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１９５６年亲自签名的关于将遗体火化、不建坟墓的建议。
１０月８日－１５日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阴谋被彻底粉碎。１８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２０日，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的反党罪行。１２月１０日，中央向全党全国批发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证材料之一；以后，罪证材料之二和之三也相继下达，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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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16 23:1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