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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1-29 作者：辰光 点击数：411
有一个人，一生向善,为人申冤解难。于是，社会给予他许多美誉。最近我采访他时，他说：“过去我只是个‘小知青’，现在也就是个‘老知青’。”
四十年前，他作为一名下乡知青，帮一个被冤判“死缓”的当地农民写申诉状，打官司，使案情缓解，保住了这个农民的性命。他是这个农民思念了几十年的救命恩人。
路上两人因骑车相撞争吵，一人的自行车轮被撞歪要索赔，另一人口袋无钱，他掏出15元化解了纠纷；在路边理发店，父亲棒打不听话的儿子，他出手阻止，耐心相劝。他被邻里称为“老娘舅”。
他为农民工讨工钱，不计辛劳。自己下岗了，还帮工伤民工讨赔偿，甚至将信写到了国务院办公厅。他被人誉为“民工靠山”。
他平生急公好义，爱打抱不平。因家境贫困，小时候他在学校仅读了四年书，所以他刻苦自习文化，自学法律知识。他没有法律专业文凭，却常常出庭与对方律师辩论，且有板有眼、有理有节。他是一个称职的委托代理人。
他退休后，被聘为驻公安派出所的一名人民调解员，在六年半时间，他成功调解了2053个各类型的民间纠纷（统计至采访前）。他不会打字，用手写板写下了《一个人民调解员的话》、《典型案例110》、《派出所常见纠纷疑难调处50例》等三十多万字的著作。他的调解室，被授予“优秀调解工作室”；他被市司法局授予首届“百佳”人民调解员;市公安局长在向人介绍时，称他为“我市优秀的调解大师”。
他是谁？他就是，今年68岁的苏州知青万汝藩。
首写诉状 为康庄农民鸣冤屈
“这是我当知青的时候，做的极有意义的一件事。”说起四十多年前为当地农民申诉的事，老万很欣慰，他说这是他人生中帮助弱势群体打的第一场官司。
那是1975年前发生的事。万汝藩是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三营十一连的知青。兵团农场隔河的东边与南面，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康庄大队。
女社员尹恒花美貌出众，与蔡青松结婚后，恩恩爱爱生有两子。当时的大队书记姓赵，看上了尹恒花，但尹恒花不从。赵某便找机会报复。有一天，大队里抓到一个偷东西的贼，赵某诱导这贼：“你的同伙中，是不是有个叫‘蔡青松’的？”这个贼为减轻自己的罪责，立即说“是”。
于是，蔡青松以“撬门扒窗，扰乱社会治安”被关押起来。当时的“学习班”是很有名的，可以“斗”，可以“批”，就是不准你“改”——改口。蔡的冤枉，无处可喊、无处可申。一连几天的“学习班”办下来后，赵某还不准给蔡青松饭吃。看守他的民兵中有位同村人，同情蔡的遭遇，偷偷送给蔡几个山芋和一把镰刀头，让他削着山芋填饱肚子。没想到，这样一来，反把蔡青松害得更苦了。
换班时同村人忘了打招呼。另一个看守民兵杨大友见蔡有镰刀头要拿，两人争夺。刀头割破了杨大友的左手臂，约有三寸长的口子, 鲜血直流。于是，蔡青松又获得了第二条罪名：“杀人害命”。蔡青松被吊起毒打昏死过去，即送往县医院抢救。医院的医生说：“你们抬个‘死人’来做什么？”但蔡青松命大，又活了过来。
在医院蔡依然被人看守着。蔡青松毕竟年轻，治疗几天后，他觉得可以下地行走了，决定逃出去，找个“可以讲理”的地方。蔡青松趁人不备逃出医院，可没走多远就被抓住。于是蔡青松有了第三条罪名：“企图越狱逃跑”。这三条罪名加在一起，就被当时、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丈夫含冤被判重罪，妻子尹恒花并没有屈服，四处诉说着蔡的冤情，寻求拯救丈夫的希望。在邻近农场、当时“兵团”的地头，她与“看青”的淮安知青毛邦俊认识。她对毛邦俊讲了丈夫的冤情。老毛听后，对她说，我们连里有个知青文章写得好，要不要请他帮着写个状纸试试。
在万般无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尹恒花当然答应，“死马当作活马医”罢了。她把先前写成的零零碎碎材料交给了老毛，再由老毛转给万汝藩整理。
万汝藩接到材料后，抓住该案的实质重点和疑点，写好了申诉状。尹恒花将此申诉状递上当时的“革委会”。第一次重审，蔡案从死缓被改判无期；万汝藩再次写了申诉状，最后改判有期徒刑15年。蔡青松本来悬于一线的命，被保住了。
就在蔡青松坐牢期间，尹恒花为了方便外出和躲避赵某的不断骚扰，毅然与蔡离了婚，以后与困难时帮助她为蔡申诉的一名青年结婚，一起扶养蔡的儿子。“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蔡青松已服刑八年半的时候，在清理冤假错案中，蔡青松被无罪释放。当时的县里赔偿了蔡青松3000元钱。这笔赔偿,在当地农村可盖三间瓦房。
到了2000年，已经在城市扎下根来的万汝藩，在单位里已经是个赢得“市级先进”称号的业务骨干。凡遇响水康庄来的人，他都会打听蔡案的后续事情。因此他对蔡青松的情况，多少了解个大概。
万汝藩的妻子，是响水邻县人。事隔二十多年后，陪妻子回老家，万汝藩顺便回农场十一连看看老连队，看看老朋友。他借辆自行车骑了17里路去康庄，终于找到了蔡青松靠近中山河边的家。
万当藩自我介绍后，蔡青松激动万分。蔡青松对万汝藩说，他知道是农场一位知青帮助他申冤，他才能够活到了今天，出狱后曾经去农场找过，但知青都已经回城了。
由于当时尹恒花拿到的申诉状，是通过知青老毛转递的，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蔡青松和尹恒花都不知道这位知青叫什么。直到二十多年后，恩人自到家门口时，蔡青松这才知道这位知青的名字。
自掏腰包 帮知青后代打官司
“第一次帮人打官司，我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一名农场‘小知青’罢了。”万汝藩告诉我。打过这场官司的几年后，他就回城了。万汝藩被安排在苏州市建筑材料公司工作，当了一名业务员。八十年代初，他在山东枣庄参与诉讼一起经济纠纷案件，成功为单位挽回了经济损失。
领导看这小伙子打“官司”有章法，因为需要，后来就把他调到公司的“法律办公室”工作。万汝藩正式以单位“特别授权”的委托人身份，频频走上了法庭。万汝藩帮助单位打“官司”出了名，单位里职工纷争、家庭琐事、邻里纠纷，甚至夫妻离婚,都来找他咨询，请求帮助。
有一天，原先农场连队的一位韩姓知青给他讲起一件事。他们连里已故知青的儿子阿良，向他的叔叔讨要应得的折迁房屋款，阿良非但没拿到拆迁款，而且无房可住。听完此事后，万汝藩异常激动，他要这位“知青”马上去找阿良，让阿良尽快来找他，他一定要帮阿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这桩案子颇为复杂。阿良的父亲名叫张也青，在农场知青大批回城的前夕，他投河自尽了。万汝藩曾经对他说过：“凌晨三点钟——是最黑暗的时刻，也是最快就能见到黎明的时刻！”而张也青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能坚持渡过，那怕“熬过”这段最黑暗的时间。张也青当时已经结婚，妻子是浙江温州乐清人，婚后生下一子，就是阿良。
张也青是苏州父母的养子。他死后，妻子改嫁回浙江老家。张也青在苏州曾经住过的房子是祖上遗产，有100多平米。遇上房子拆迁，阿良的叔叔认为：阿良是养子所生，其母又改嫁，是一个与这个家庭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他不可能有财产的继承权。
万汝藩深知：法律是客观、公正、严明的。张也青虽是养子，但并不影响他的继承权。张也青逝世后，其子有代位继承的权利。万汝藩很有信心为阿良打赢这场家庭财产的“析产官司”。
开始时，万汝藩妻子不理解，对老万说：“花钱、劳心、费力，何苦呢？”万汝藩对妻子说：“就算我们多了个儿子吧！阿良有困难，我们应该帮一把。所有打官司的钱，也应由我们先垫付。”在万汝藩的不懈努力下，从胜诉到执行，阿良要回了4万多元的拆迁款，并用这钱买了一套房子。
采访中，万汝藩说到这里，眼眶有点湿润，声音也有点哽咽、低沉，他说：“张也青是同我们一起坐船到农场的，可是没有能和我们一起回来，这是个历史的遗憾。现在，总算还能为这位已故知青的后代帮上点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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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16 10:0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