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邗沟边的一棵树 于 2016-3-3 05:14 编辑
——关于当下知识写作一种倾向的思考
原载 解放日报 作者 毛时安
作者 毛时安
民国有没有它闪亮的片刻,有没有文化发展的某种自由度,在我看来并不是一点没有的,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它的另一面,而且很可能是更本质的一面。其实民国的文化自由,更多的是因为上海的租界华界分治格局而造成的管理缝隙,使得文化有了一定的腾挪空间。也有的时候是因为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无法管理。而有些文化业绩,如被称为“民国的真滋味”的那些后来被视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经典的民国老电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实际上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且即使在租界,《十字街头》 也几乎过不了工部局的审查关,把《思故乡》的歌词和东三省地图一剪了之。抗战胜利后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 也都是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一批左翼电影工作者汇集的昆仑影业所拍摄。至于说到知识分子的民国范儿,其中既有刘文典这样当面顶撞蒋介石的清高教授,也不乏翁文灏、王云五这样在国民党政府颓败之际出任高官,并且政绩乏善的知识分子。即使胡适也呈现着复杂的多面性。
摆脱绝对化思维,全面还原互相倾听
因为几十年历史的局限,我们的知识写作带有一定的政治工具性。我反对坚持过去极左理念的知识写作,并称之为旧的过时的意识形态写作,同时我把上面的知识写作定义为新意识形态写作。这种写作仍然把自己牢牢地绑在另一种文艺政治工具论的战车上。一是在出发时就刻意追求反效果,在结论上凡是过去否定的他就肯定,凡是过去肯定的他就否定。二是在写作方法上以貌似的、经不起推敲的“真实”和细节,代替真实的历史。以局部肢解整体,或替代整体。
譬如西南联大,是我非常敬重的高等学府。三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师生在艰苦的抗战中,颠沛流离三千五百里,坚持学业,感天地,泣鬼神,显示了中华民族、中国知识分子坚韧崇高的精神力量。但西南联大的精神是什么?在近年汗牛充栋的关于西南联大的知识写作中,西南联大只剩下了从西方接续过来的民主和自由传统,和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恰好我手边保留了初版于1946年由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在这本保持了原始资料充满时代体温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群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对于理想和光明的追求。在代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长沙临大两千多学生到西南联大六百余学生,作者自问自答,这大部分同学到哪里去了?有的上了前线,有的到了陕北,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推动救亡工作。“他们爱自己的国家,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国家。”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大简史》里写道: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可见爱国主义是西南联大精神的主干之一。所以,新中国一成立,曾是西南联大一员、已在海外学有所成的学子们,不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险,回到自己祖国的怀抱,报效自己的祖国。其后即使有委屈也少有怨言,如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钱三强。他们在祖国沉重的忧患中出生、成长,爱国主义是他们最基本的精神底色。但是在最近的一些写作中,历史的丰满被抽取,历史的全面的真实被片面解读,历史的丰富性被那种先验既定的政治观念过滤。
我提供这些大家熟悉的材料,并无意于全面彻底地否定此类写作中或许有的有益部分,补充了我们一度可能被忽略的某些东西。但我反对那种“新”的刻意的政治理念,着意于用被扭曲变了形的历史叙事去代替丰富多面而真实的历史。在我们拥有了比从前越来越开阔的言论、思考和研究的空间之后,我们是否还要重蹈覆辙,让知识写作再度陷入一种先验的新意识形态写作,一种为了观念牺牲历史真实的陷阱?如果曾经的民国真是像一些写作所呈现的天堂般的美好,我们怎么去解释中国革命的胜利?怎么去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怎么去读懂鲁迅先生留下的以血荐轩辕的沉重的文字?历史,说到底,是人心向背的结果,是人民选择的结果。
民国当归吗?民国可以回去吗?让“过去”回到过去,意味着,一,让我们知识写作的历史叙事尽可能体现历史丰满的真实,而不是被单向度记录的过去;二,不说时间的不可逆决定了当下21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回到民国,就说人均寿命35岁,有谁愿意回去?
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激荡的大时代,也是一个最接近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牺牲的理想的时代。我们还面临着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必须寻求共识,必须艰难前行。我们必须摆脱片面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摆脱零和博弈,摆脱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斗争模式,必须学会倾听对方,在对方的言说中丰富完善自己的思想。不要固执地坚持“派”,而是要认“理”。
毛时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府参事,研究员。著有《引渡现代人的舟筏在哪里》《情绪的风景》《美学新变与反思》《长夜属于你》《让上帝发笑去》《毛时安文集》(四卷)等。主编有《海上名家文丛·随笔卷》(五卷)《正在消失中的上海弄堂》《1990年中国小说》《上海文化通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