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从“中办”到《红旗》 (二）

邗沟边的一棵树

原载  文汇读书周报




1959年，读书小组在杭州陪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右起:毛泽东、邓力群、胡绳、陈伯达、田家英)。


  陪毛主席读书

    《红旗》　杂志1958年6月1日创刊。我5月调到那里工作，担任副总编辑。到1964年下乡搞“四清”，实际做了六年编辑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在那里挨批斗，以后到《红旗》的五七干校，直到1975年复出，都在《红旗》。在下去搞“四清”之前，实际上也不完全在杂志编辑部做事，参加了中央的一些活动，如:陪毛主席读书(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读书了。1959年10月31日，主席到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招待所(现名杭州西湖国宾馆)。12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社会主义部分。接到通知，我们几个就一起到了杭州。

    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晚年曾在这里隐居而闻名。丁家山是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间宽敞的平房，砖木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山房”，也叫“康庄”。这里树木葱茏，幽静，清爽。山石上镌刻着康有为庚申(1920年)三月的题词“蕉石鸣琴”，点出了这里的雅趣。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所平房里头。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俩轮流念，我专门记。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主席随时发些议论，大家有时也插上几句。起初主席没有注意，后来发现我不读，专门在那儿记，就问:你怎么不读?　我说:我的口音重，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做记录，没有再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二十一天。时间抓得比较紧。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也有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的。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期到苏州去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天白天在苏州活动了一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坐夜车，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12月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和老部下。饭后，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　《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读书。

    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我每天下午做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同志帮助我一起整理。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1月4日，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三十三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在上海会议期间，大家知道主席领着几个人在读书，也听说主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胡绳同志那个组、田家英同志那个组也都要求传达。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　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录一段一段地详细传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传达了。主席也知道。

    胡乔木同志在上海听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的?　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　我说有。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

    乔木同志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你传达的也不全面。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道道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上海会议后，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

    陶铸同志、胡乔木同志参加了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

    在读书的整个过程中，毛主席的心情好像很平静。给我的印象是，庐山会议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就没什么问题了，可以放心了。其实，庐山会议决议往下传达后，下面出现的一些问题，谁也不往上报。给主席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是天下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