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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令部档案揭秘:“七君子事件”背后,日本外交官和军队扮演了什么角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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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7 11:28: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8-27 11:30 编辑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华强2017-08-27



       中国共产党通过宋庆龄发起营救运动


       七君子被捕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时任中国共产党上海文化战线统一工作处主任的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策划爱国人士声讨国民政府,立即释放七君子。潘汉年决定向宋庆龄寻求帮助,因为宋庆龄在国内国外有广泛的人脉资源,被捕的七君子是救国会成员,而宋庆龄是救国会名誉委员,营救七君子名正言顺。此外,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一直支持统一战线、抗日救亡活动。


       潘汉年与宋庆龄联系后,宋庆龄表示营救七君子义不容辞。在潘汉年、冯雪峰斡旋下,宋庆龄迅速开展营救活动。1936年11月23日早上,宋庆龄给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写信,请求冯玉祥参与营救。冯玉祥立即致电蒋介石,希望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回电称:“沪上罢工,其经费均由章乃器以救国会经费散发,每日七千元”。蒋介石的电报坐实了七君子被捕系因在经济上援助上海日商纱厂华工罢工。


       与此同时,宋庆龄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声明中说:“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何香凝致电宋子文和孙科:“闻救国会会员之被捕,其罪状有‘助(援)助罢工’者,未知是否,如其属实,则香凝亦当犯此矣。”“此举果能构成罪状,香凝亦不忍坐视爱国工人之牺牲至于冻馁,而不为一援也。”


       11月26日,宋庆龄声明在《救亡情报》第28期刊发,经媒体迅速传播到国内外,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举行十万人签名活动,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号召罢课两天并派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北平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泰国华侨文化界、新加坡华侨等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就七君子事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


       七君子被捕20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代表团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直关注七君子事件的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是解决七君子事件的好机会,指示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让国民党无条件释放七君子。


       宋庆龄与毛泽东一样,也认为西安事变对营救七君子是一个良机。她致电张学良,希望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中,加入释放七君子一条。12月24日,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等条件。”在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的斡旋下,张学良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1937年 4月初,国民党政府对七君子提起公诉。起诉书竟然将西安事变列为“罪状”之一, 称救国会曾于1936年11月间致电张学良出兵援助绥远抗战,“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酿成巨变”。张学良发表通电,其中包括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就是救国会与张学良“勾结”的“证据”。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驳斥起诉书的谬论,赞扬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要求释放“七君子”等全体政治犯。


       1937年7月5日,宋庆龄率12人从上海到苏州监狱探视“七君子”,向国民党提出同服“爱国罪”。宋庆龄“自请羁押”的救国运动在全国引起反响,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向江苏高等法院提交入狱申请书。受西安事变谈判的压力和宋庆龄“自请羁押”诱发的舆论,国民政府终于在1937年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七人,1939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七君子事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七君子事件发生20天后的西安事变,不仅成为七君子事件的转机,也成为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由内战转为抗战的转折点。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救国的浪潮下,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已经无法实现。沈钧儒说:“谁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谁就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和爱戴”。面对举国上下对救国会领袖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国民党三中全会不得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选择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走向抗日的道路。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全会决议确认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基本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向国民党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斡旋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西安事变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西安事变前20天发生的七君子事件引发的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对于逼蒋抗日、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导。本文根据“上海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发言整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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