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建丰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5年11月10日 00:00 上海
二、瞒产私分 有一年的春天，鹿冈公社的副书记兼武装部长老肖来里陂上村“蹲点”工作。到了那年的初冬，老肖听说里陂上村当年的收成和往年不相上下，他很不高兴。一年来，作为堂堂的公社副书记，他经常住在里陂上村，帮助和督促村民生产，很是辛苦，结果居然没有增加粮食产量，不能提高农民的收入，这怎么说得过去？
老肖觉得是里陂上的村民背地里隐瞒了稻谷的产量，偷偷地私下里分掉了，很可能是“瞒产私分”。他带了两个鹿冈粮站的人，来到里陂上村的仓库里，在放稻谷的木仓外面拉开卷尺一量，再用算盘啪啪一打，估算了一下，便认定里陂上村的稻谷产量少算了三万斤。因为稻谷还在仓库里，只是村民隐瞒了产量，所以算是“瞒产”，不能定为“私分”。 这样一来，老肖在里陂上村“蹲点”工作的期间，使得村里的粮食增产了百分之十五，老肖高兴地走了。村里的会计按照老肖的要求来做年终决算，最后算出来，村民的收入在上年十个工分八角多的基础上增加了一角钱。老肖这样一弄，每户村民的收入都增加了，多数村民还真觉得是好事，他们高高兴兴地过了年。
过年以后，大家都希望仓库里真的有那多出来的三万斤稻谷。可是等到第二年的夏收以前，仓库里的稻谷全部出清了，那三万斤稻谷中，有二万六千多斤不见踪影，变成了亏空。老肖说里陂上村“瞒产”，其实是他在虚报粮食产量。
生产队是独立核算的单位，上年因为虚报产量，村民的收入增加成了寅吃卯粮，第二年就要补回这笔亏空。可是村民不愿意收入突然下降很多，村里只好把这笔亏空分摊在两年的收成里，才把账目轧平了。至于老肖，他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已经调离了鹿冈公社。
几年以后，我到大队开会，大队的袁会计私下里问我，以前老肖说里陂上“瞒产私分”，最后怎么样了。
我把具体情况告诉了老袁，他说：“嘿，这算什么瞒产私分？不瞒你说，你老夏还没来的时候，里陂上村那一次才是真正的瞒产私分呢。”
什么？我睁大了眼睛。
袁会计说，那是在1967年左右，里陂上村决定，有一批稻谷不计入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按照村民平时的口粮标准发给大家。这样做，既是“瞒产”，又是“私分”。但是一般来说，“民不举，官不究”，只要没有人揭发，大队干部不会主动去管这些事情。可是你们村里的村民张某人，听说有的村干部在瞒产私分的时候，私下里为自己多称了二百斤稻谷回家。
袁会计接着说，老夏，你一定听老俵讲过，世上什么最浅？都说从前家里点油灯的灯盏最浅，其实不对，是人的眼珠最浅，有一点点不公平就看出来了。
那张某人觉得自己吃亏了，他一生气，就到大队来报告，逼得大队不得不处理，把“私分”的稻谷统统没收了，里陂上村谁也没有得到好处。
老袁虽然是会计，却怎么也想不通瞒产私分这件事。他说：“以你们里陂上为例，一年生产稻谷二十几万斤，除去公粮购粮和种子粮十万斤，剩下的十多万斤稻谷还不都是你们的？按照规定的口粮标准，你们只能发放八万斤口粮，可是剩下的几万斤稻谷，不是都给村民分吃了吗？不是年年如此分粮食吗？你们里陂上人真是蠢，冇脑筋，有什么必要搞瞒产私分？而且自己内部还摆不平，弄得偷鸡不成蚀把米。”
袁会计觉得，只要能够向国家交足公粮和购粮，余下的稻谷“瞒产私分”了，又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不对，就说，一是“瞒产私分”以后，国家不知道一年究竟生产了多少粮食，统计不准确，就会造成国家决策错误。二是“瞒产”使得生产队账面上的收入减少，应该按比例上交给大队的“公积金”也就相应减少了。三是“瞒产”会让各级干部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成绩，没有面子，要想升官就难了。
袁会计摇了摇头，笑着说道，他当大队会计，要填写很多表格，不晓得写了多少假的数据。比如每亩田用了多少肥料，他壮着胆子填了一个数字。
按照这个数字，就是全大队人畜的全部粪便和其他堆肥加起来，才是这个数字的几分之一，村里供养的猪起码长得有大象那么大。
可是上级还是批评说肥料太少了，先锋大队太落后、太不像先锋了。说到肥料，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要积肥料，县里要来检查了，你们里陂上村因为在公路边上，大队就组织很多人到山上砍了脚柴，堆在路边的田里，然后柴堆上面覆盖一层草皮，就成了肥料山。第二年栽禾时节，里陂上老俵哇哇直叫，说是田里的柴枝没有清理干净，下田栽禾会戳破脚。 袁会计继续说，老夏，你说的“公积金”，大队收得到吗？你里陂上交了多少？你们各个生产队不是赖掉，就是拖着不交，大队能收到十分之一就不错了。其他好几个大队都买了拖拉机，我们先锋大队号称很富裕，也想买，就是钱不够，老书记正在四处筹钱呢。
袁会计只同意我说的第三点，他回应道，当干部的谁不想升官？你们瞒产，他的工作就没有成绩（现在改叫“政绩”），怎么升官？不火冒三丈才怪呢。
我和袁会计讨论以后，觉得有的地方比较贫穷，生产出来的粮食交了公粮和购粮以后就不够吃了，农民还不如先私下里分了粮食，填肚子要紧。这样一来，国家的公粮就收不上来了。国家采取的对策是坚决不准你们瞒产私分，一定要先交公粮。如果交完公粮和征购粮以后，你们吃的口粮真的不足了，可以申请国家的“返销粮”，国家可以退一点粮食给你们（有点像现在收上国税以后，国家再根据情况对各地拨款，进行“转移支付”）。可是“返销粮”的数量少，要粮食的地方多，“僧多粥少”，不如瞒产私分来得实际可行。
至于里陂上村这种相对富裕的地方，交完公粮和征购粮以后还能吃饱，真没有必要去瞒产私分。村民之所以要这么做，我想大概还是受传统的影响比较大。村民过去种自己的田，理论上只需要交纳“皇粮”，也就是公粮，属于农业税，税负不重。他们很容易把国家的“征购粮”和公粮混淆在一起，笼统地觉得村里生产的稻谷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要交出去，实在太吃亏了。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很多报纸上都有粮食亩产千斤甚至亩产万斤的报道。后来我在当年的《新华月报》上看到过国家领导人朱德和陈毅的文章，他们感叹说，自己青少年时期在乡下种田的时候，粮食亩产很低，所以一开始不相信报纸上的那些报道，直到他们下乡以后，看见了真的粮食堆成了山，肥料堆成了山，这才相信了。其实这二位国家领导人看见的粮食山，是从各处运来了粮食，临时堆起来，专门让他们看，欺骗他们的。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自古至今，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当年全国的“大跃进”带来了粮食的“大丰收”，各级干部已经把产量虚报上去了，上级就要求各地多交粮食，用来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因为没有生产这么多粮食，很多地方交不出来，干部着急了，就一口咬定是农民“瞒产私分”了。他们采取了很过分的手段去征集粮食，有人甚至把农民下一年的种子粮也强行收来了。
这样做的结果，只要是正常人都会想到，农村里有的地方，种田的农民饿死了。 我在里陂上村十年，和村民在一起插科打诨，荤素热冷，几乎是无话不说，无事不谈。比如我听说在“大跃进”期间，某某大队的某个书记，为了强迫村民集中到生产队开办的集体食堂里吃饭，就挨家挨户把村民家里的铁锅全砸了，弄得食堂解散以后，鹿冈商店的铁锅脱销，农民还得步行，走到永丰县城去买锅。 整个永丰县我不知道，但至少我在里陂上的那十年里，没有听说过我们里陂上村、我们先锋大队、我们鹿冈公社在“大跃进”时期有饿死人的事情。后来看到一篇文章，讲述在“大跃进”时期，由于当年省政府的现实主义领导，使得江西的情况要比相邻的省区好很多。
我为这一方土地感到庆幸，我真诚地为这一方乡亲祈福。
责任编辑：日升 | 
发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