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12-11 小黑板的美篇
上海自19世纪开埠以来，凭借长江入海口的地理优势和开放政策，迅速崛起为亚洲金融重镇。
上海金融业繁荣，银行、钱庄与银号林立，数量逾千家。这些机构凭借灵活经营与信用保障。外滩的百年建筑群见证了其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辉煌历史。
如今，上海已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的城市之一，拥有股票、债券、期货、货币、票据、外汇、黄金等齐全的金融要素市场，持续引领亚太地区资本流动。 老同学老知青等一些明友不解我，为何在收藏货币之外，执着于收藏老上海银行、钱庄与银号的照片。这些影像，是金融史的无声证人。
钱庄源自绍兴煤炭店的朴素，却崛起为“百业之首”，银号与银行则交织着中西金融的智慧，成为资本流动的枢纽。
它们不仅是建筑，更是金融演变的缩影，从票号的兴衰到现代银行的崛起，每一张照片都承载着交易的智慧、文化的碰撞与时代的阵痛。
这些钱庄、银号的旧址房屋拆迁早已不存在，但这些照片是研究上海的金融史不可或缺。 它们让抽象的金融脉络具象化，从门面的雕梁画栋到内部的票据流转，每一帧都诉说着资本的流动如何塑造城市。
拆迁虽让它们消逝，但照片封存了金融的灵魂。收藏它们，便是守护一段鲜活的历史，让后人得以窥见金融如何从本土走向全球，又如何在这座城市中生根发芽。 上海作为当时全国金融中心，其银号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数量超过百家，多集中在九江路、四川路、天津路、河南路一带。
尤其是桥街“银号一条街”（四川路）这些银号多为合伙制，资本普遍在1000两至1万两之间，业务与钱庄类似。
抗战爆发后，上海四川路的银号一度畸形发展至二百余家，但多转向投机。抗战胜利后，四川路不少银号以“伪银号”被封，资产属中央银行。
同时根据国民政府规定，业务与钱庄相同的银号统一改称钱庄，上海以及全国“银号”这一名称，逐逐渐渐消失。 1942年，一百余家银号在四川路营业，并主要经营外汇兑换业务，这一现象与当时上海“孤岛”时期特殊的金融环境和日本的经济掠夺策略密切相关。
上海“孤岛”时期的金融状况背景，在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因国际条约的保护暂时未被日军直接控制，形成了被称为“孤岛”的特殊区域。
尽管日军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面占领上海租界，但在1942年，上海的金融体系仍处于混乱与控制并存的状态。 此前，日军已通过军事管制控制了英、美等国在沪银行，并对金融活动实施严格限制。
日军特许的伪银号营业兴起，控制与利用外汇资源，日军占领上海后，急需获取外汇以支持其战争经济。法币（中国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在“孤岛”时期仍是相对稳定的货币，吸引了大量法币流入上海，用于套取外汇。 日军特许的银号营业，间接控制外汇兑换渠道，以便套取法币和外汇储备。资料显示，日伪曾通过贬值伪币（如联银券、中储券）迫使法币南流上海，再兑换为外汇。
1942年“华泰银号“在四川路335号开账。 上海“孤岛”奇迹般的众多银号开账，套汇与套现：利用法币与伪币的汇率差，兑换外汇或黄金，为日军或日资机构牟利。
地下金融活动：部分银号与抵抗力量（新四军）或中立势力合作，暗中转移资金，但日军对此采取默许或打击并存的策略。
受日军间接控制：银号需向日军申请许可，兑换活动受严格监管，实际成为日军金融掠夺的工具。
1942年日军许可银号在四川路营业，本质是其经济战的一部分：通过控制外汇兑换，套取法币和外汇储备，支撑战争经济，同时维持“孤岛”金融的表面秩序。这一政策加剧了上海金融的畸形发展，为后续货币崩溃埋下伏笔。
责任编辑：日升 | 
发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