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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建丰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5年09月07日 00:00 上海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想来我们汉族的男子在清朝以前是不剃头的，把长长的头发盘成一个髻，用布包住扎好，顶在头上。我看见书上绘出来的古人帽冠，上面总要鼓起来一块，好像就是为了存放那头上的发髻。那时候也有“理发”一说，主要是指洗沐和梳理头发。
到了清朝，汉族的男子不得不接受新的规定，把头顶前面的一半头发用锋利的剃刀剃光，就有了“剃头”的说法。后面余下的长头发编成一条辫子，拖在身后。等到国家衰弱了，中国男人拖在身后的那条辫子变成了落后的象征，成了西方很多人眼中的“猪尾巴”，有人还用英文Pigs（猪）的谐音，造出了一个带有侮辱意义的新字“Chinks（中国猪）”，专门用来称呼我们中国人。
从我记事开始，每个月要到“剃头店”去剃一次头。那时候上海的剃头师傅除了剃头以外，大多有一手推拿和接骨的本领。记得我哥哥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的手臂脱臼了，母亲首先想到的是去找剃头师傅。我跟在母亲后面，探出头去，只见那师傅一只手扶住哥哥的肩膀，另一只手握住哥哥的手臂，往下轻轻一拉，再猛地往上一推，口里说声：“好了。”哥哥带着一脸的惊恐活动了一下手臂，笑了起来。哥哥的手臂复位以后，那剃头师傅只收取了母亲一元钱。
现代的理发，是修剪头发、洗头、吹干、修面、染发、烫发等各种服务的统称，可是很多上海男人还是习惯地把理发简称为剃头，主要是指修剪头发，有时还包括洗头、吹干和修面。
1969年我到里陂上村“插队落户”之前，母亲特意提醒说，农村里剃头可能不是很方便，应该带一把剃头的推剪去才好。我便花费两元五角钱，在上海买了一把崭新的双箭牌手动理发推剪。
到了里陂上村不久，我的头发长了，可是我们里陂上村的男知青，谁都不会剃头这门手艺。我只能和薛志民约定，我俩互相给对方剃头。我率先贡献出自己的脑袋，给志民当作试验田，用我买的那把推剪，任他胡乱地在我头上推一通。
坐在凳上让薛志民给我剃头，我常常会猛地一惊，痛出一身热汗。志民的手艺是在太差，我忍不住说：“小心点，侬不是在剃头，好像在拔毛了。”
轮到我给志民剃头了，有时推剪夹住了头发，我心一慌、手一拉，就拔掉了他几根甚至是一小绺头发，青色的头皮上渐渐地出现红色的斑点，出血了。
终于完工了，我手里拿着推剪，看着薛志民刚剃好的后脑勺，色彩很不均匀，青色中夹杂着的那一块又一块的白色，是我剃得太短，露出了他的头皮。
到田里干活的时候，村民们看着我和志民的新剃头，一边挤眉弄眼地做着怪模样，一边嗤嗤地发笑。我俩对望着，看见了对方那奇怪的发型，不由得也笑了起来。
我很快发现，志民的新剃头上那些露出头皮的地方，头发长得特别快，过了一个星期到十天，就看不出我那不听话的理发推剪曾经在他头上施虐的痕迹了。
转眼到了1969年的11月，插队务农已经八个月，母亲要我回上海探亲，顺便先到杭州的姐姐家住两天。临行之前，为了使自己在路途中显得精神些，我请志民给我剃头，他有些犹豫地说：“这次跟平常不一样，我怕剃不好呢。”。
我说：“侬现在越剃越好了，前几天寿仁还想来试试我们的手艺呢。没事的，侬放心剃。”
志民给我剃完了，抱歉地说：“对不起，这次剃得不好，侬去上海的路上应该戴帽子。”我拿起圆镜照了一下，前面还可以，后面看不到。我心想，充其量是后面露出了几块白色的头皮而已。
第二天上午，我按照志民的建议，戴上帽子出发了，起初一路平安，没有什么异常。
待得上了火车，车厢里十分闷热，我忘了自己的新剃头，随手脱下帽子，当作扇子，搧了起来。“哄”的一声，周围的旅客都笑起来了。我不明就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发笑，下意识地用另一只手摸了摸头。
“哈……”他们笑得更欢了。我这才反应过来，他们是在笑我的新剃头呢，我戴上了帽子。
对面的一个中年妇女敛起了笑容，小心地轻声问我：“你的头是谁剃的？”
“和我一起下乡的同学剃的。”
笑声停止了，他们看着我，周围很是安静了一阵。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当时那些旅客知道了我的知青身份以后，可能会联想到我们在乡下很可怜，连剃头都弄成了这个样子。
火车到了杭州，下车到了姐姐家里，我洗脸的时候一脱帽，姐姐便大惊失色地说：“你的头这么难看！是谁剃的！”她要我马上到附近的店里去剃头。
我到了店里一脱帽子，自然又引起了一阵哄笑。
直到现在，我依然不知道薛志民当时把我的后脑勺弄成了什么怪模样。
后来，里陂上的村民朋友张寿仁见我剃头的手艺慢慢地进步了，便试探着问我，能不能给他“剃脑”。我说：“那当然可以，而且不收票子（钱）。”
村里人不说“剃头”，而是说“剃脑”，我觉得很新奇。但仔细想来，人的头部的前面是脸面，有头发的部分才是“脑”。回想起我理发的那把推剪，从来只在人的脑壳上耕耘，并不会推到人的脸面上去。看来“剃脑”比“剃头”要准确一些。
渐渐地，村里有几个年轻的后生愿意来找我免费剃脑。他们可以节省一点钱，自然很高兴。我很愿意为他们服务。他们教我砍柴种菜，教我犁地耙田，我正无以为报呢，心里也很欣欣然。
可是有人不高兴，那就是一直给里陂上村民剃脑的陈师傅。
陈师傅不是本村人，他每过半个月到里陂上村来一次，给村里的男性成年人剃脑和修面。男孩子则只给剃脑，不给修面。（用锋利的剃刀把脸上的胡须和汗毛刮掉，那叫修面，和我们上海人的说法一样。）
陈师傅不论大人小孩，按人头收费，每人每年六元钱。他眼见着有村民到我们这里来剃脑，自己的收入减少了，心里当然不高兴。他笑嘻嘻地来找我好几次，愿意出七元钱的高价来买走我的理发推剪，我没有同意。
陈师傅很快改变了策略，他来村里剃脑的时候，热情地邀请我免费剃脑和修面。我很愿意体验一下农村的剃脑和修面是怎么回事，便答应了让陈师傅在我的脑壳上舞推剪、在我的面皮上动剃刀，但条件是我必须按照市价，付给他二角五分钱。
我坐在凳上，陈师傅兴致勃勃地给我围上剃脑专用的靛蓝色棉布围单，式样和上海理发店里的围单差不多，只是没有及时清洗，鼻子里会钻进一些相应的气味。剃脑的时候，也许因为我是陈师傅的特殊顾客吧，感到似乎他的手艺比我在上海的剃头师傅要好一些，反正我觉得很舒服。
剃脑完毕，再用热水洗脑，和我在上海的理发店里剃头的过程差不多。
责任编辑：日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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