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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建丰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5年05月21日 00:01 上海
三、锄草靠手腕
里陂上的村民说：“读书就怕考，种田就怕草。”读书的时候最怕考试，种田的时候最怕田里长杂草，杂草老也除不尽。
种菜的过程中，也一定会要锄草。从某种程度来说，种菜的过程就是和杂草作斗争的过程。
刚开始学习用镢头锄草的时候，我们完全不得要领，光是简单地用双手握住镢头把，用手臂和腰部的力量去推拉拍打，结果往往是杂草没有除掉，倒把菜苗弄死了。亲眼看着我们辛辛苦苦种大的菜苗被自己锄倒在地上，在烈日的暴晒下渐渐变色，渐渐缩小，心里真是痛极了。
俗话说熟能生巧。时间长了我们就知道，用镢头来锄草松土，靠的主要是手腕上的功夫。到后来，我几乎不用思索，手中的镢头到了菜苗的边上就会自动停住，自动转弯，差距仅在分厘之间。这完全要靠自己手腕上的细微动作来掌握。 我的镢头在土下一过，杂草倒了，土也松了。土会往身边移动一点，我用镢头的镢板在土上轻轻一推，土回到了原处。锄草的功夫到不到家，就看这一点。
太阳一晒，杂草死了，它们再也不能和蔬菜争夺阳光和养料了。
太阳一晒，蓬松的土释放出更多的养份。蔬菜的根部透气以后，可以更快地吸收营养了。
有时候我真是觉得，我的肉眼能看得出来，那些蔬菜正在摇头晃脑，滋滋地往上生长。
四、自留地里的水稻
里陂上村的上海知青一个一个离开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可是村里并没有把分给我们知青的自留地收回去，这使得我一个人和我养的一头猪就有将近一亩的自留地。
村里不是不想收回我们的自留地，而是不太好意思收。毕竟他们这些年来，亲眼见证了我们投入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把两块薄田改造成了肥沃的园土。
我在多余的自留地里能种些什么呢？如果要最省精力最省时间的话，只有栽种水稻。
村里没有人在自留地里种水稻，却也没有明文规定不许种。水稻是粮食作物，国家不是提倡多种粮食么？
于是我把多余的自留地灌上水，又耖又耙，摘了村里剩余的秧苗，一共花了两天时间，在自留地里种上了水稻。
自留地的肥力很足，水稻的长势比紧挨着的大田好很多。没过多久，水稻开始扬花、吐穗、灌浆，就要开镰收割了。
收割是件喜事，我叫鹿冈知青综合场的陆禹平来帮我收割水稻。请陆禹平来割稻只是一个名义，要不然他不会放下手上的工作，请假来帮我。我更在意的是有个朋友一起来聚一下。我买了牡丹牌香烟，烧好了红烧肉，温好了水酒。
陆禹平来了，我们先是喝酒吃肉抽烟，然后下地割稻，不到三个小时就割完了。我们再回来，继续吃喝聊天。他当天晚上回鹿冈了。第二天，我到自留地里脱粒，收获了好几担稻谷。 自留地收获的稻谷晒干以后，我卖了几百斤议价粮给国家的鹿冈粮站，十一元七角一百斤。粮站的站长表扬我，说我觉悟高，能把余粮卖给国家，而不是去黑市上卖高价。我心里想，里陂上村民看见我多赚了这些钱，想法可是不一样呢，他们只是嘴上不说罢了。
第二年，我主动把一块大的自留地交还给了村里，只留下了一块小的自留地。
村里在我交还的自留地里种水稻，头两年的收成很好。后来土地的肥力耗尽，自留地又回复成了一般的水田。
几十年过去了，我回国和陆禹平相聚的时候，他有时会笑嘻嘻地提到当年来里陂上帮我割稻的事：“你当年可是一个地主，雇用我来帮你割稻，你剥削了我的劳动。”
我也笑着说：“啊，那是我当时考虑不周，只想着和你一起喝酒吃肉，没想到几十年后有人会秋后算帐。你说个数吧，我努力赔偿你。”
禹平啊，我们是“往年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养猪、杀猪和杀猪宴
1972年春天，我们里陂上村的知青在公社和大队不断的压力之下，从各户村民家里撤出来，恢复了集体户，各人的自留地也重新归拢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在农村已经三年，学会了砍柴、烧饭和种菜，生活比以前好了很多，再也不用盐水和酱油汤来下饭了。我们如果还想要吃肉和鸡蛋，唯一的办法是和村民一样，自己养猪养鸡。在里陂上村，养猪称作供猪。供养供养，供和养差不多吧。
十分辛苦地把猪养大了，我们要想办法杀猪吃肉。杀猪是大事，也是喜事，村民杀猪的那天，照例要举办杀猪宴，我们知青杀猪时当然如法炮制。以下先说养猪。
一、养猪
1972年我们知青重新集中开伙以后，很快就到沿陂镇的墟集上，花三十多元钱买了一只二十多斤的小黑猪。按照正式的说法，小猪应该说“一头”而不是“一只”。可是在里陂上村的语法里，量词比较简单，不光是猪和牛，连人也可以是一只一只的。
我们买了小黑猪的第二天，住在前面的村民周恩绍告诉我们说，他昨天晚上一直听见我们的小黑猪呼哧呼哧的，这是一只气喘猪，一定养不大，恐怕很快就会死掉，应该赶快退给卖主，卖主一定是欺负你们上海佬不懂如何买猪，才把这毛干肉瘦的病猪卖给你们。 沿陂镇的墟集五天一次，我们根本不知道猪的卖主姓甚名谁，看来这个亏我们是吃定了，且将就着供养这小猪吧。虽然我们自留地里的菜还没有长起来，可是好在我们人多，小黑猪只要吃米糠和我们蒸饭时多余的米汤就足够了。
不到一个月，周恩绍看着小黑猪，笑眯眯地说，奇怪，这猪居然不喘了，还长得油光光的。兴许是你们这一户知青人家的九个人有八个姓，八个不同的火焰加起来，你们的火焰实在太高，连这黑猪的灾病也压下去了。
我连忙问火焰是怎么回事。原来，每个人的头顶上方都有一定数量的看不见的火焰，同时每个人身上都有煞气。（我心里想，好像什么书上说过，每个人都有气场啊。）如果一个人的火焰高，煞气大，别人就不敢惹他，连灾病都不会轻易上身。
在老周看来，是我们的火焰保住了小黑猪，治好了它的气喘病，而不是我们的小黑猪每天吃精饲料，因而提高了抵抗力的缘故。
到了秋天，我们的小黑猪身体滚圆，再也不长了。两个月之内我们称了它好几回，都是120斤。后来看了养猪的书，才知道小猪在长身体发育的时期，有一个名词叫作“架子期”，主要是让猪长身架，不能让猪多长膘，因此不能给猪多喂精饲料。
按照永丰县的规定，全县各村的每户人家在一年之中，养大出栏的第一只猪，必须以每斤毛重0.54元的价格，卖给国家，由各地的供销社负责收购。
一个农民去卖猪了，他把一只吃了30斤猪食，撑得极饱的猪送到供销社的收购站过磅，有222斤。收购员高声说：“除去猪食20斤，按毛重202斤结帐……”若是正在此时，这只不争气的猪拉屎了，收购员马上就改口了：“除去猪屎2斤，按200斤结帐，票子108块，外加30斤肉票。”几秒钟之内少了1.08元，卖猪的农民一脸的沮丧，皱着眉头，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它晚一点屙也好么，唉……”
卖猪以后，卖猪的农民可以在收购站杀猪的日子，凭着30斤肉票，按照国家0.80元一斤的价格去买肉。
可是单凭一户人家的力量，绝大多数人家每年只能养大一只猪，按照规定卖给国家以后，自己却不能按照传统的习俗杀猪过年了。于是有人想出办法来，在一年的年初卖掉一只猪，达到了国家的规定。待到这年的年底，家里又有一只猪长大了，就去大队申请杀猪过年。至于第二年养大的猪，则拖到第三年的年初再卖。
因为农民这么调皮，钻了政策的空子，使得公社没有完成国家的生猪收购计划。受了上级批评以后，公社就要求各个大队加强管理，加大生猪收购工作的力度。
每逢这种时候，我们先锋大队的领导经常是装聋作哑，含糊其辞，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大队领导心里很清楚，农民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如果真正按照上面的规定，向农民每家每年收购一只猪，那么农民的传统习俗“杀猪过年”，一般来说就不可能了。
过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农民提供的猪肉不仅供应给城里人吃，还大量出口，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的一部分，换回了大量的工业设备和器材，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很惭愧，我们里陂上的知青没有卖猪给国家。从供养第一只黑猪开始，我们差不多一年左右，就会养大一只猪，然后请大队批准我们杀猪吃肉，搞了一点特权。
几年过去了，里陂上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少，养猪比以前困难多了。可是为了吃肉，我们还是要养猪。
我在里陂上村的最后一年，只剩我一个知青了。可我独自一人，依然养着一只洋白猪。
我现在还能想起来，那只洋白猪饿得在猪栏里哼哼着到处乱拱，乱啃猪食槽的样子。管它呢，现在是猪的“架子期”，只要饿不死，就会长身架。直到出栏宰杀前二个月的催肥期，我那可怜的洋白猪才享受了大量的南瓜、红薯、薯苗和各种蔬菜，加上米糠，甚至还有米饭。洋白猪最后空腹一称，有178斤。 村里的俗话说：“养女算不得饭钱，供猪算不得糠钱。”买一只小猪要花去二三十元人民币，等猪长大还要八到十个月甚至更久，期间花费的糠钱和其他猪食的费用远远超出卖猪所得到的钱，更不用说花去的时间和精力了。
为什么要养猪？对我来说，为的是能吃肉。有肉吃是口福，口福是人生的大幸福之一。幸福常常用钱买不到，也常常只能用自己的劳动换来。
对村民来说，养猪除了可以吃肉以外，他们卖了猪，手里多少能有一点活钱可以使用。再者，家里的米糠饭汤、薯滕菜叶、厨房的下脚料（包括涮锅水），都有了去处，成了猪食。要是有个猪栏，猪粪还可以肥田。
责任编辑：日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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