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丰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5年02月09日 00:00 上海
5.秋:铲茶山、摘茶籽和榨茶油 里陂上村民吃的食用油,主要是油茶山上出产的茶籽油。村里也会每年在田里种一点油菜,榨取少量的菜籽油。
在1949年解放以前,里陂上的村民几乎没有油茶山。 解放以后,按照其他村子的说法,里陂上村托了共产党的福,分到了原先属于先锋大队上头村里的地主的几块油茶山。村里另外还有一块油茶山坐落在禹山大队的贯下村,原先是属于村民张奉喜老婆的娘家,土地改革以后也归了里陂上村。
山上的油茶树都是几十年以前栽种的,仍然还在盛果期。油茶树的茶籽是圆圆的,呈红绿相间的颜色,大种油茶树的茶籽一般有核桃那么大。在贯下村的油茶树是小种树,茶籽只比鹌鹑蛋大一点点,但是茶籽的壳很薄,出油率也比较高一点。
油茶山的收成时好时坏,每年不一样。年成好的时候,村里每人每年可以分到八斤茶油。如果年成不好,只能分到四斤左右。
我女儿从来不知道茶油,她听我说了以后,便上网到英文的“维基百科”去查找,发现茶油是最能抗氧化的食用油,比橄榄油还要好。我不禁有些诧异。我知道在国内,前些年是橄榄油排第一,茶油排第二。究其原因,大概因为橄榄油是从国外进口的,得压过国产的茶油才对吧。
严格来说,村里铲茶山多是在初秋,摘茶籽是在深秋,那时田里的农活不多,“双抢”的大忙季节过去了。至于榨油,已经是来年春夏之交,相对农闲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三件事情都当作秋天的事情,凑合着写在了一起。
一、铲茶山
按照里陂上村的习惯,每年要到油茶山上去两次。一次是在初秋,正好有一段短暂的农闲,我们上山去铲茶山。另一次是在深秋,田里的工作结束了,我们便上山摘茶籽。每次上山,我们需要在山上一整天。铲茶山和摘茶籽比留在村里劳动要辛苦一点,因此生产队规定,凡是拿六分工分以上的劳动力必须要上油茶山,不准躲在村里混工分。 铲茶山的时候,我带着砍柴的毛镰,扛上山耙,山耙的把上挂着的是中午吃的午饭。
山耙的耙口比较宽大,有六寸左右。铲茶山的时候用山耙在山上一拉,就有六寸来宽的一溜,比用镢头铲山的速度快。遇到不是油茶树的各种杂柴,就要用毛镰砍掉。如果是一两年没有铲的生山,杂柴的根比较大了,我们还要带着挖土用的镢铢上山,才能把柴根挖掉。
铲茶山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一旦看见油茶山上有细长的藤苗,上面长着瘦瘦的叶子,就知道有淮山(山药)了。野生的淮山都很细小,最大的也只有手指那么粗。如果能挖到五六根的话,晚饭就可以多烧一道香喷喷的时鲜菜了。 有一次,我在铲茶山的时候发现,不知是谁在茶山上下的钩,缠住了一只竹鸡。竹鸡是一种鸟,比拳头还要小一些,很像是刚刚开始长出硬毛的小鸡仔。我解下那只竹鸡,它的腿已经断了。那天我把竹鸡带回去的时候,它已经死了。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竹鸡,它只有胸脯上的两块肉值得一吃,味道异常鲜嫩。
我们带上山的毛镰,除了砍掉油茶山上那些无用的柴枝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用处,就是顺便去砍一些可以做镢头把和做扁担的木料带回里陂上。
在油茶山上吃过午饭,会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我就拿着毛镰在山里四处转悠。有一次我找到了一棵大小适宜,长相绝佳的杜树,那是做扁担最好的材料,弹性和韧性都非常好,还不容易变形。里陂上村民认为,黄杨木的扁担最结实,但是弹性差一些。用杜树扁担来挑担,感觉比较松快。
我用杜树做成了一根称心如意的木扁担,最多可以挑一百四十斤。在扁担的两头我精心装上了钢制的螺栓,又套上了塑料套管,用来防止箩绳滑脱。在扁担的中间,用毛笔恭恭整整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曾经无意中听见鹿冈中学那位来里陂上帮助割稻的高老师对他的同事说,这字写得比印出来的还漂亮。这使我想起来,自己在中学里的书法比赛上曾经得过名次)。
我的扁担是里陂上村里的精品。我每年的插秧、割稻、挑土、交公粮和挑行李回上海探亲都要用到它。回到上海以后,我心爱的扁担一直放在武进路的老房子里。2006年老房子拆毁的时候,这根扁担不幸丢失了。
有一年铲茶山的时候,我带了两根做镢头把的杉树料回里陂上村。万一我正在用的镢头把断了,就能够及时换上新的。知青冯金生也砍了三根镢头把回来。
不巧的是,我们回村的路上经过袁家村的时候,袁家的村民还没有收工,正在田里劳动。看见我们多数人都带着做镢头把的木料回家,特别是有个村民还掮了一根直径有四寸来粗的杉树回家修猪栏,他们看不过去了。当时就有性急的后生喊了起来:“你们里陂上也太不像话了,去铲山还带这么多东西回去。”“你们以前有茶山吗?共产党给你们的好处也太多了!”
第二天,大队来了两个人,气势汹汹地召集里陂上的村民开会,宣布大队的决定。第一条是昨天大家铲山时带回来的木料不论大小,一律没收。第二条是登记造册,每根镢头把的木料计价六角,按照百分之三百罚款,每根计罚一元八角。
大队来的人一个一个地点名,里陂上的村民被这个阵势吓住了,绝大多数人都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的情况。我当时有点不服气,觉得大队这样做不公平。砍几根镢头把又怎么了?其他村子里的人要用镢头把,不也是去铲茶山的时候顺便捎带的吗?为什么我们里陂上就不行呢?大队的人点完名,独独不叫我和冯金生的名字,很明显因为我们是知识青年,可以例外。
我忍不住了,站起来说了几句不满的话,最后负气地要求大队对我也一视同仁,写上我的名字,我愿意交出那两根镢头把,附带罚款三元六角。
会场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大队来的两个人对视了好一会儿,最后写上了我的名字。 事过之后,我有一点后悔,觉得自己当时过于冲动了,我应该还是像冯金生那样,在旁边始终一声不吭,比较划得来。
后来我听说那两个人回到大队以后,向大队书记汇报情况的时候提到了我,说里陂上的夏建丰还真是吃硬(硬气),肯出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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